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杨宜勇是谁,以及底线把控 杨宜勇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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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扶贫一高于、一接近、一扭转指什么
- 人民日报:谁是弱势群体
- 2003年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是多少?
- 杨宣勇是谁?
- 2003大学生在校人数
Q1:粮食年年涨价叫我们低收入的人怎么活,谁来管我们
“物价太离谱!” 中国的物价如豆类涨价太离普,物价部门如果这样放任。我提示:不久将来必逼着大米涨价。中国的大米如果每市斤涨到5元(最低价),中国社会民生将出大问题! ——人民微博广西网友[国王王桑]我想买房结果房价涨了我说我想买车结果油价涨了我说我想买点肉吃结果肉价涨了于是我说那我吃方便面总可以了吧结果方便面也涨价了那我只好成佛佛祖说你终于得道了万里长城万里长烈日炎炎心哇凉年年GDP上涨据说全民奔小康工资好比眉毛短物价犹如头发长遥望楼盘空幻想一年能买几平方——人民微博河南网友[曾经的小兵]中国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靠广大劳苦大众的忍耐,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广大的农民。这些年物价飞涨。农民的粮食又长了多少?我记得九零年小麦就卖到一市斤一元。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小麦的价格才一市斤八毛多。请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理。 ——人民微博河南网友[豫皖地带一粒砂]通胀不期而至!不承认不行啊!大米上涨,蔬菜上涨,豆类上涨,吃的都在涨。今天我去买一个菜包子,1.2元。50克青菜,25克面粉吧。这帐怎么算?发改委说了,给低收入发补贴,很有必要。那中收入呢?中低收入呢?只有降低生活质量吗?国家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百姓生活质量下降,奇者怪也! ——人民微博江苏网友[白雪无垠]“发改委向低收入群体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公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劳动不再光荣’等认识偏差,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人民微博北京网友[史马迁]发改委终于承认通胀了,决定向低收入者发放价格补贴,这正如发放给农民的补贴一样,每亩几十元,而种子、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都在飞速上涨,无论是米农还是菜农都未从补贴中获得真实收入,而米价、菜价又飞速上涨,这一方面在于货币发放过多,一方面在于商贩经营环境的赋税与房租等负担不断加重。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韩令国]发改委:要向城乡低收入群体发临时价格补贴,这是一个极为正确的选择。建议加大发放补贴的力度,并允许粮食及农产品价格和世界接轨。如此一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将得到有效的调整。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周蓬安]发改委叫喊打击价格违法行为,可利器价格监督检查职能早让它给阉割了。发改委把价格监督检查的职能上划,所有的垄断行业价格监管权都集中到十几个人的价格检查司手里,然后把不易操作的所谓哄抬物价工作踹给基层。发改委坐享被监管单位的供享,基层物价局无所适从,这就发改委打击价格违法行为的现实。——人民微博北京网友[贱民不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昨日介绍,22日在京召开了全国物价局长会议,提出严厉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提高价格调控能力,向城乡低收入群体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人民微博湖南网友[森林人生]民以食为天,房地产价格不降(门头房房租占去了90%的利润),小吃的价格就降不下来,带动了物价整体提高,补贴小吃点的经营,必然会大大缓解社会矛盾.一碗货真价实的拉面一块钱,老百姓马上就没有怨言了.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林仲丹]“物价越高 政府信任越低” 房价越调越高,物价也越来越高,而我们政府的信任的且越来越低,保持房价的稳定,怎么样保持好像是政府在和百姓开玩笑,一面高唱稳定,一面房价继续再涨,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房价为什么会越来越高,关键是我们政府的官员的内心深处,根本就不想把房价调整下来,因为官员的房子不是一套而是多套。——人民微博浙江网友[宏深0331]物价局管农产品价格涨价不管房地产飚价?广东部分农产品大幅涨价 物价局派员严打违法行为——人民微博山东网友[诺丁一]中国的市场缺乏国家宏观调控,民生工程就应该政府插手干预,基础的生活物件加以调控,不要盲目搞市场经济,各自为政,搞垄断,非法竞争,往往会造成市场一片混乱。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总观望着地方政府占山为王,相互勾结,把人民整的民不聊生,我希望国家要把房地产,医疗,保险,物价,衣食住行搞好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席秋然]有些人为富不仁,甚至染指国计民生的一些物资,房子、大蒜、豆子、药材煤炭、粮食,他们哄抬物价、干扰市场。国家不能对此束手无策.——人民微博吉林网友[丢马老头]这个社会的物价到底政府管不管?蒜价抬高不是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而是进入了二道贩子或者炒作者之手,那么这些二道贩子或者炒作者到底是不是在挑战这个社会的稳定?房地产商是不是也在挑战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老百姓的利益?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东方之诺]“中国特色的物价与统计”,,,各级政府官员是应该关注数字还是真实存在的现实状况,,,醒一醒吧 ——人民微博四川网友[栀子(夏日飘雪)]“收入追不上物价 看穷人如何补贴富人?” 物价是大步向前步步高工资是旱地泉眼慢慢渗 ——人民微博河北网友[白洋淀李泽辉]物价和工资不一致意味着什么?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assassion]物价猛涨,停工停产. ——人民微博江西网友[猫0001]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1千多,新农村建设,一来一去,少的也要贴掉10多万元,多的不用说了,现在物价这么高,出门都要用钱,把所有的积蓄用光,甚至还要背债,这叫百姓如何过日子。搞建设当然是好事,但先要为民众考虑。。 ——人民微博江苏网友[平凡布衣]现实生活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工资原地不动,物价飞涨,房价让人仰视。中部地区工资还停留在 800-1200元,让人怎么活? ——人民微博江西网友[剑庸]物价在不断地上涨,生活在不断的下降。钱该怎么去挣???、 ——人民微博甘肃网友[baishayan888]工资涨不涨对官员来说,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们不缺少灰色收入,对我们百姓来说,工资涨,就意味着物价涨,物价涨的比重要比工资涨得疯狂,我们永远追不上物价的速度,等于工资白涨,没涨。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席秋然]另一方面,由于物价飞涨(不要看CPI,看菜市场),利息收入与实际通胀率相比是负利率,至少要负5个百分点,这等于向存款的老百姓征收家庭储蓄税,或者说穷人贴补富人、贷款者。 ——人民微博山东网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当然,百姓因为收入少,对物价的变动肯定是很敏感普通的。一个月多用一百块钱,很可能就要有财政上的危机了。很多底层的百姓,一块钱都是要预算着用的。 ——人民微博广东网友[风雨同途]
Q2:精准扶贫一高于、一接近、一扭转指什么
一高于 :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一接近 :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一扭转:
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扩展资料
实施计划:
理清一思路。围绕农村扶贫开发“两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一扭转”总体目标,确立以脱贫攻坚总揽全局的全县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总纲和扶贫发展思路;紧扣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脱贫出列考核指标体系,
明确民房建设、道路交通、人畜饮水、村卫生室、垃圾处理、活动场所、全面通电、广播电视,通信网络等9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明确产业政策、教育脱贫政策、医疗保障政策、养老保障政策、生态补偿政策、培训落实政策、政府兜底政策、项目覆盖政策等8个方面的政策兑现细则,全面理清大干脱贫攻坚的目标思路。
画好一张图。根据脱贫攻坚“五个一批”工作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抓住关键环节,制定全县发展产业脱贫、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教育支持脱贫、转移就业脱贫、健康救助脱贫、生态保护脱贫、兜底保障脱贫“七个一批”工作实施方案,
有力有效推进全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尤其是进一步完善31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建设规划,重点解决村组道路硬化、串户路、雨污分流、活动室、公共厕所、村垃圾池、人畜分离等环境综合治理。
参考资料:
人民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如何扭转?(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⑨)
百度百科:精准扶贫
维西县委宣传部:【明白卡】脱贫攻坚政策解读(连载)
云南日报:七个一”精准扶贫
Q3:人民日报:谁是弱势群体
人民日报:谁是弱势群体?
2010年11月11日 09:20:39 来源:网络
谁是弱势群体?收入差距加大致国民弱势心理蔓延
1. 有车族、大学教授等纷纷自称为“弱势群体”
——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让“弱势心理”蔓延
“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记者问。
“是的,我属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这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在国企、外企有着固定工作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
“中等收入,下等生活”,“房价菜价一起涨,弱势群体难招架”,“大学教授也是弱势群体”,“医生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在互联网的各种论坛里,有关弱势群体的帖子也常常应者云集。
“弱势群体”不是新词汇。早在200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就正式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之后,社会上一般将“弱势群体”的范围定义为“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等特定人群。
可如今,连开私家车的人都说自己“弱势”,是不是太过矫情?
“这些人,光和特别有钱的人比。一个月拿1万多、经常坐飞机,还说弱势!”田林3年前从贵州一家军工企业退休,近40年的工龄,月养老金刚过1500元。“我们厂里好多高工,当年也是复旦、同济毕业的高材生,现在退休了也就拿两三千元。他们还没抱怨,大城市里每月赚1万多的小年轻却天天喊穷,真是可笑。”
章德旺不这么认为。他从黑龙江农村老家出来,帮老乡管理一家小建筑公司,年收入10来万。“别看有点钱,我仍然属于弱势群体。”老章说:“每到一个地方,你得先请有关部门的人吃饭。安排到位啥都好办,安排不好就找茬,拿粉尘、噪音说事儿,让你干不下去。一个村委会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够呛!不送红包,村里就设路障堵车。更别说为了拿项目盖章、贷款啥的,老难了!”他抱怨“挣点钱,低声下气”。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指出,界定“弱势群体”主要有三个标准:
按经济学标准,弱势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徘徊在贫困线边缘;就业不稳定,容易失业;工作条件恶劣;缺乏社会保障,等等。按社会学标准,则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融合度等特征,比如一些职业虽然收入高,但缺乏社会尊重或者“难登大雅之堂”,从业者觉得被社会边缘化;再比如很多大城市的“城中村”,居民和外界缺乏沟通,语言、文化等也不相容,心理上有孤绝感。按照政治标准,则涉及个人的权利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受到社会的歧视等等。
如今那么多并不符合上述标准的人认为自己“弱势”,原因何在?
“随着经济社会加快转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给人们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李实说,近几年,虽然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财富在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面对一掷千金的高收入阶层,普通百姓包括白领阶层普遍感觉经济上受挤压,社会地位快速下滑。“再比如,近几年随着资源向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集中,小企业的生存开始变得艰难,有遭受排挤的‘不公平’感。此外,个别权力部门的‘寻租’问题还十分突出,使一些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强势’者仍然无助甚至缺乏安全感。”李实说。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
2. 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构成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
——在中国仍然有超过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城市底层居民生活困难
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广告在夜色里很打眼。可这些奢侈品商标,出租车司机李云强一个都拼不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走过的时尚男女,只为有人招呼他“拉活儿”。
老李一个月3000多元左右的收入支撑着全家的开支。“在北京,这点钱真不够花。老婆从不去超市买菜,总是赶在大市场收摊时买人家挑剩下的‘堆儿菜’。”开了16年出租,他的颈椎、腰椎都不好,但还顾不上看病。“家里存款不多,怕不够孩子上大学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势群体谁是?”老李指着商场大门说:“那些人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可能一年都挣不回来。”
住在河北燕郊的王元菲每晚都到住家附近的几个小区翻捡居民垃圾箱。“物业的清洁工早晨才来,我能捡到不少有用的东西。”王元菲56岁,她和丈夫都没有工作,生活全靠吃低保。最近物价涨得厉害,她说如果自己不出来“拾荒”,家里吃饭、水电费都成问题。捡回来的东西堆在院里味道不好,左邻右舍都有意见,这叫王元菲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年近七旬的刘四玲常年在五台山西峰顶上乞讨。高海拔的日晒在她脸上、手上留下了一层硬痂。别人劝她进城讨去,她舍不得家里的瘫痪儿子。刘四玲告诉记者,家里的地被“开发”了,但给她的补偿款比别人少。她找到村委会,人家三两句就把她打发走。“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能找谁说理去!”
尽管有专家说,“弱势群体”是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但在当下的中国,像王元菲、刘四玲这样的人,无疑是绝对的“弱者”。
“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中的绝大部分人、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人口。”李实说,由于农业生产具有“靠天吃饭”的特点,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状况非常不稳定。进城的农民工也常常被按照“二类公民”对待,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收入低、保障差。以城市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中,有些人的生活还比不上有土地作为最后保障的农民,当现金性收入断绝的时候,城市贫困家庭连吃饭都成为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中国仍有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9年,城市低保户2340万人,月人均补助160元。尽管近年来政府千方百计提高救助标准,降低救助门槛,但许多城市困难家庭依然打短工、住棚户,生活困顿不堪。“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的穷人有多穷。”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贫困仍被严重低估,实际的贫困人口数,约占总人口8%以上。
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近年来,征地强拆、黑砖窑、工资拖欠等事件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全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居民等人群。
3. 谁在听他们说,谁能为他们说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扶持“弱势群体”的重要方面
李云强目前每个月开出租能挣8000多,但是要交5000元左右的“份儿钱”。所有的司机都抱怨“份儿钱”重,可没人敢和老板说不。“谁敢跟‘饭碗’叫板?现在出租公司都是私营的,找个借口就能把你开除。”李云强回忆,十来年前报纸上还替他们呼吁过这事儿,但现在没人提了。
拾荒的王元菲家里有个小电视,她也偶尔翻看那些拣回来的报纸、杂志。“我觉得现在的电视剧、报纸什么的都在说有钱人的生活,好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根本不存在。”
农民出身的小老板章德旺现在经常上网。他注意到近几年一些事件通过网络“炒热”后,确实帮很多基层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不过,又有几个农民是舍得买电脑、上网的?”章德旺认为网民发帖并不能完全代表群众的声音,“有的网站为了点击率故意扯玄,据说现在还有专门发帖的公司。”他说,今年以来一些农产品价格涨幅比较快,网络上替城里人抱怨的多,为农民说话的少,那是因为“谁用得起,谁的嗓门就大。”
“媒体话题一般追求新闻效应,甚至在筛选事实。在一个社会中,传媒对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公众对弱势群体的认识,乃至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指出,多给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会,媒体的责任重大。
“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取舍,这让国家的很多政策一到基层就走样儿,效率、针对性打折扣,比如盖办公楼不差钱,扶贫却捉襟见肘。但政府和官员也同时面对舆论压力,如果媒体能多反映农民和底层市民的生活现状并传达他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确能引起管理部门对弱势群体的重视。”李实说。
“北京有7万名出租司机,可都是散兵游勇、孤立无援,”李云强觉得应该有工会之类的组织替大家出头,跟老板讨价还价。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必须建立利益诉求凝聚和表达的组织依托,即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者。比如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机构的作用,形成在政府领导下的协商对话制度、利益表达和博弈制度。
“打不起官司”让很多“弱势群体”面对自身权益受损时,因为维权成本过大而选择了沉默和放弃。专家指出,对经济、文化和法律意识等处于不利局面的“弱势群体”实施法律援助,使他们能够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护,是政府的责任。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法律援助机构3000多个,拥有专职人员1.2万多人,但相对社会需求依然远远不足。
4. 让“弱势群体”早日富起来、强起来
——“弱势群体”大量存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表现。要加大公共政策对其倾斜力度
“任何社会当中都有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李实认为,特别是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缺位,弱势群体的问题尤为突出。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橄榄型的社会构架,但他们也同样经历过因弱势群体庞大而导致各类社会问题积聚的阶段。比如美国在二战前的大萧条时期就是这种情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逐步在公共政策上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完善再分配政策,增加福利保障等等,来慢慢消除社会矛盾。
解决中国目前“弱势群体”的问题,同样需要从公共政策入手。
——让弱势群体富起来。“最近刚刚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突出了‘民富’宗旨,我认为这其中要特别突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居民收入要提速,重点应放在‘提低’上,穷人涨工资得‘快上加快’,这才能缩小收入差距。而这涉及到收入增长计划、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等政策的调整,是个系统工程。比如用公共财政给保障房、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再比如扩大补贴范围、提高低保金发放标准、实现低保金与物价联动等等。
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事业投入的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加公共产品供应种类与数量,让低收入群众享受均等公共服务与及时社会救助。”李实说。有专家测算,如果在“十二五”期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较大进展,至少应当减少基尼系数0.05,将基尼系数从目前的0.48减少到0.43左右。
——让弱势群体强起来。“比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快消除对进城农民工‘身份歧视’,让他们享受平等的就业、保障和子女教育政策;发展民间社团组织,鼓励劳资之间开展薪酬、福利谈判;保障流动人口的选举权和参与社区事务权,等等。此外,掌握话语权的各类媒体,也应该增加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反映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促使全社会从感情上接纳弱势群体,在行动上关注弱势群体,在各种制度设计时照顾弱势群体,把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当作构建和谐社会的头等大事。”李实说。
Q4:2003年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是多少?
毕业即失业: 谁抢了中国大学生的饭碗 ?
毕业即失业: 谁抢了中国大学生的饭碗 ?
文章来源: 新闻周刊 于 2003-7-15 10:07:00:
毕业,失业?
毕业即失业?这大概是今年大约100万名中国大学毕业生难以回避的困境。这一困境将持续多久,牵扯到成千上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国家资源过度向白领精英阶层集中的现象。整个社会的观念是,大学生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这种带有偏见的社会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们在职业观念上存在着巨大偏差
人才市场的停车场里,横七竖八停着各处来的自行车、助动车。排队的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把门口塞得很满。厚厚的履历表用各色的夹子夹着,一捆一捆地,填没了这只手和那只手之间的空隙。
这些毕业生大清早骑自行车出来,穿越了半个城市,到了人才市场,早饭也不吃,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重点本科1500,普通本科1200,大专不要。”招聘单位的(PR)公关小姐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毕业生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说IT年薪6万么?”
“7万也招过,不要说6万。”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还是不要干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着,“你们不干,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本科毕业生,头几批还没分派完,苏北、西北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海归、硕士、博士、MBA也多得是。高工资的POSITION(职位)是为他们留着的。”
苏北、西北等地的院校,硕士、博士、MBA,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毕业的学生不干活,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干呢?在城市的生活费是要花的,为了做简历,买体面的西装革履,当初父亲母亲为自己上学借的债,自己签约向银行贷的款是要还的。
这段文字,几乎每个时下的读书人都似曾相识。这篇“《多收了三五斗》之大学生就业版”早已在各大学的BBS上流传。
今年是高校扩招生大规模就业的第一年,在经历了1999年的一次大规模扩招之后,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人数在今年激增到212万,相比去年增幅高达46%,是1998年的一倍。但是,人才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并不是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对于中国的100万名大学生和他们背后的100万个家庭来说,从这篇网文中,读出的完全是“心酸”(一位网友语)。
50年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7月2日,毕业典礼结束,办完离校手续后,袁峰领到了绿色封皮的毕业证书。与此同时,他“失业”了。
这本耗尽四年心血拿到的毕业证书,没有给袁峰带来他想要的工作。据官方统计,他已经成为今年约100万名未能签约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
当年参加高考时,袁峰绝不会想到,自己所要面对的是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在中国教育部前不久刚刚公布的就业率中,全国毕业生签约率仅仅为50%左右。
而自1996年国家开始进行就业率统计以来,这个数字还没有低于过75%——1996年至200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部分数据为当年年底统计)。
事实上,如果再相较于此前数十年的国家包分配制度——就业率近100%,这个数字或许是50年来最低的。
两年前,袁峰所学的计算机专业还是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之一。但时至今日,形势已极为严峻。在袁峰的母校——北方工业大学的统计表上,这个专业截至6月23日的就业率只达到了30.15%,成为该校就业率最低的几个专业之一。
而另一个在往年很容易就业的“大热门”——英语专业,更是降到了该校破纪录的22.64%。
虽然各地各校苦乐不均,比如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的就业率超过了90%。上海、广州、西安等地高校签约率已经与去年基本持平,上海市达到73%以上。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波就业难题却是全国性的。
教育部在7月6日说,已签约的全国毕业生超过106万,其中研究生签约率为80%,本科生签约率为60%,专科生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在评述当前形势时,教育部使用的词语是“就业率稳步上升”。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在拿到毕业证的同时,全国还有106万名大学生“暂未就业”。
而去年6月15日,这一数字只有34.8万。
在就业吸收能力很强的广东,今年需安排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17.7万。有关部门预测一次就业率(大学生离校时的就业率)在50%左右,再加上省外高校返粤就业的毕业生,广东估计今年将有7万名大学毕业生暂时找不到工作。
“形势不容乐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评价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这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关系200多万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关系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关系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们,现在都在密切注视着上升的数字。与一个月前相比,大学生就业率已上升了15个百分点。他们相信度过酷暑之后这个数字会再高一些。
去年的统计数字给人们一种期待:在经历了离校时60%左右的低潮之后,形势慢慢向乐观的方向发展,至当年年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攀升到了80%以上。
“这是一个信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一次就业率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真实的情况,重要的是到年底的二次就业率。”
但即使最终可以微笑着翻过这一年,2004年的260万毕业生又将带来一个新的就业高峰。
“这是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没有必要过于渲染,但必须得到重视。”文东茅说。
1500万与100万
1999年中国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使在校大学生人数4年内扩张了一倍以上,这被外国媒体描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跃进”。
扩招对于中国的正面效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尽显。但在目前,袁峰和上百万个中国家庭必须面对一段时间的阵痛。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三个月的“非典”只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意外。
就业之难此前已在大多数人预料之中。在本刊今年4月份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北京化工大学等5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对今年就业形势的预测都是“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而当时“非典”刚刚显山露水。
“原来的预测基本都作废了”,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葛丽梅说。北京化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一度预测今年就业率为85%,“与去年大致持平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突然爆发的“非典”完全推翻了学校当初的预测。
四、五月份本应是学生大规模签约的高峰,但学校纷纷停课、隔离、封校,招聘会也全部停止,只有胆大的少数单位找上门来。
北京林业大学就业服务中心王晓旭副主任当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此时,就业率已经达到50%~60%,今年只有40%左右。而到5月份,北京大学也报告说,签约率比去年低了10个百分点。
不过,大多数接受采访者认为,“非典”对就业的影响是暂时的,他们把就业难主要归因于高速扩招,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严峻,户口、档案等人为就业障碍以及专业设置的不合理。
而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化解的。因此,一个关键的悬念是:就业紧张还会持续多久?
现有的数据表明: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招生计划是以每年10%至30%的速度增长,明年将有260万大学生毕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李守信预测,2004年毕业生260万,2005年达320万。如果按初次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个数字说,到2010年前,毕业生人数将达到350万人以上。
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里,全国就业增长率为1.1%,杨宜勇的研究显示,未来数年中中国就业增长率约为1.1%~1.3%。
中国社科院《2002-200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2001至2005年,中国年均将新增劳动力800多万人,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缺口将达1500万人。
其中,能有多少饭碗留给我们的“天之骄子”大学生呢?
倾其所有的家庭希望落空
“四年来我都非常努力,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形势却是这样的。”袁峰抱怨说。袁的抱怨听起来很动人——这个来自甘肃天水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本期望能够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以补贴大学带给这个家庭的巨大亏空。
袁的父母,是中国偏远的西部省份甘肃省天水市一家国营老厂的职工,母亲早在1993年就下了岗,父母每人每月160元工资,这点钱要维持这个家庭日常必要的开支已非常困难,现在还负担了他们的儿子四年来日益高涨的大学费用。
“我上大学一共花费了将近35000元,不但耗尽了全家多年来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的钱。”袁峰一脸沮丧地说。
而就在四年前,这个家庭还在为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感到荣耀。在整个中国,当年共有52万个家庭在首次大规模扩招中受益,许多父母相信,他们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摆脱贫困地域,或是农业人口的身份限制,向着大城市里的新生活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在国家不再包揽培养大学生的费用后,上大学已成为一种个人投资。据原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钉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七至八万元,其中国家分担了约1/3。
被迫推迟的就业,无疑会影响这些家庭的预期回报。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贫寒家庭来说,它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很多家庭供子女读书可以说倾其所有。
或许是急于收回教育投资的考虑,袁峰曾经放弃了一家小电脑公司同意其担任销售代表的工作机会。
“这个职位技术含量太低,薪水也非常微薄。”性格有些内向的袁峰表示,他最想从事的工作是计算机编程,“这和我所学的知识相符,薪金也相对较高。”
但是,IT业在经历了连续的不景气之后,已经很少有公司会把机会交给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告别了相伴多年的学友,剩下的日子就要自己面对。虽然出身西部,但袁峰并不想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去。“我需要赶快找到工作,赚回我的生活费和偿还家里的欠款。”
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高知识人群就业危机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院的岑狄辉在6月底刚刚毕业,就匆匆赶到了北京,自费参加了一个MBA的培训班。这个持续两年的培训班价格不菲,“但我觉得值得,”岑说,“这给了我一个改变自身专业的机会。”
继续读书,是很多学生选择推迟就业的一种方式。
岑狄辉还在为找到离学习地点较近的房子而发愁,而其同班同学周一超却在浙江的看守所里焦急地等待着法院的判决。
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于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
此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我也签字了,”岑狄辉说,“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希望法院能给他一次机会。”
岑狄辉介绍说,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他一上大学,就决定毕业后要报考公务员,为此放弃了考研和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机会。
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据浙江省教育厅的一项统计,该省当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和研究生达到9.6万人,比去年增长了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
周一超的出轨,肯定只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关心大学生前途的专家们却提醒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失业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忽视。
“高知识人群的就业危机,不但会引起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影响到人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群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在步入社会的关键时刻连续遭受打击,不但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敌视,还可能做出许多过激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警告说。
“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否则后果极其严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也表达了很多人的担忧。(应要求,部分毕业生使用化名)
机构调查:谁抢走了大学生的饭碗
扩招、SARS之祸、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社会和关系因素、用人单位的想法等被认为是引发这场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本刊记者/胡奎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
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就此问题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对2000位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授权中国《新闻周刊》独家披露。
此次被访者中,应届毕业生占60%;家长占20%;社会公众占15%;企业管理人员占5%。
调查显示,截至6月20日,研究生的签约率为80%左右,本科生的签约率为60%左右,专科(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另一个数据是,在已找到工作的100多万学生当中,只有13%对他们即将得到的岗位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调查发现,扩招(72%)、SARS之祸(68%)、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63%)、社会和关系因素(58%)、用人单位的想法(48%)被认为是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就业高压冲击下,大学生们的择业观念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引发难题的五大因素
——扩招的短期影响
中国用短短4年的时间,使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达到了原定于2008年才能实现的15%,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界的一大壮举,对于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有巨大的意义。但72%的被访者认为,在入学率增长的同时,中国就业市场的培育和结构调整并不同步,就业岗位的增长赶不上高校入学率的增长,使大学生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不仅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放大,客观上引发了第一个毕业高峰年的就业难题。
——SARS的直接冲击
肆虐全国达数月的SRAS疫情,对毕业生就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68%的被访者将此作为首选因素。一般来说,四五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签约的高峰期,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从4月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地区,大型供需见面会都纷纷被取消,多数用人单位也暂时取消了招聘计划,用人信息减少,毕业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教育与就业市场不协调
63%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相当不协调。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而人才的有效需求却增长缓慢或持平,其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培养模式不尽合理。例如,去年广州63%的职位空缺集中在电脑、英语、财会等12个专业学系,而建筑、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等人才已经饱和。
——社会和关系因素造成壁垒
一些制度及非制度的社会关系因素,成了许多大学生择业时绕不开的绊脚石。坚硬的户口制度依然是2003年许多毕业生心口的痛。当他们满怀着憧憬准备离开学校奔赴社会舞台时,许多人才切身感受到,穿越户口那层薄纸竟是如此之难。
“非本市户口免谈”的经历,让56%的被访者身心俱疲。71%的被访者表示,在户口问题上有压力。这其中女生占了52%,她们认识到,户口不仅在就业问题上,还在诸如婚姻、生育方面对她们有较大影响。有些财会专业的毕业生抱怨说,由于没有“本市户口”,使他们与许多好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只好另找出路。
激烈的就业竞争,也使许多年轻的毕业生们感受到社会关系的无处不在。在回答能力与关系对就业的影响哪个更重要时,选择后者的学生和家长占53%。24%的毕业生表示——他们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关系。
——薪金:期望与实际相差一倍
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在一些问题上的想法差距较大。调查显示,67%的企业担心以独生子女为主的毕业生们缺乏踏实与实干精神,52%的企业认为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较差,自我中心主义严重。
但大学生们显然对此不服气,他们中71%的人认为自己是能够吃苦耐劳的,76%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够与团队共进退。
双方更严重的差距体现在薪资待遇方面,这可能大大伤害了毕业生们的自信心。61%的企业认为毕业生的薪金要求较高,不切合实际,用这些钱完全可以招聘到一个经验丰富的人;而79%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薪金要求是合适的,与他们的学历、能力相吻合。
例如,在广东,67%的用人单位认为专科生的合理薪金为每月1000元至2000元,更有26%的单位将这一数字定在1000元以下,但过半数的专科毕业生却认为自己的薪金应在2000~4000元。此外,硕士生的期望薪值看上去也普遍过高:25%的用人单位将硕士生的月薪定在3000元以下,但几乎没有学生对此表示认同;38%的单位将硕士生月薪定在3000~4000元间,但认同这一数字的学生则只有14%;另有50%以上的硕士生提出理想薪金为5000元以上,但愿意出这一价钱的单位也只有14%。
毕业生心态:就业第一择业靠后
是先就业还是先择业?在以往的调查中,许多天之骄子们会不经考虑地表示要先择业。但在今年,继续持有这一心态的人只有¼,多达63%的人选择了先就业。这显示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学生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4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29%的大学生还表示,愿意到中小城市或西部地区去发展。
大学生们在毕业后的走向,呈现出多样化、自主化特点。就业的多样化表现在就业渠道、就业形式、就业过程这几个方面。
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在平稳上升。
考研族仍在大幅增加,毕业后一两年内考研的人数急剧上升,而读研后选择继续深造的,占到考研总人数的50%以上。统计表明,今年全国考研人数达到46万,其中在职考研人数达到26万多人,第一次超过了应届大学生报名人数。法律、MBA、MPA等将成为继续深造的热点专业。
面对就业难的现实,27%的大学生还准备选择自主创业或自由职业。调查显示,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前几年统计只占学生的2%~3%,估计未来将占到5%~10%。
但更多的被访者对此持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他们表示,自主创业虽然是件好事,但自主创业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足够的能力和实干精神以及财力支持,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也不一定人人在二三十岁都能成为张朝阳和丁磊。
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坏事
“就业难还会持续多久?”对于这一问题,9%的被访者预测会持续1年;41%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2~3年;32%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3~5年;18%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5年以上。许多被访者表示,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会改变就业难的问题。
调查中,59%的被访者相当理性地表示,目前这种就业难的状况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社会在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72%的被访者甚至认为,现在的就业难不是一件坏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它是一件好事,就像不久前爆发的SARS危机,让人们发现了中国医疗体制方面的问题一样,大学生就业难也会促使人们发现中国教育体制和就业市场衔接的问题,会给有关部门以警示,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整体而言,虽然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前所未有,但仍有51%的被访者对于今后几年的就业形势表示有信心,只有38%的被访者持忧虑的态度。这显示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中国社会调查所李冬民所长指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一番,今后5至10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年至少要保持7%的增长速度,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提供80至100万个就业岗位。另外加入WTO、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都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作为13亿人口中的精英分子,大学生们的潜在就业空间仍然巨大。
“天之骄子”为何成为社会就业负担?
中国所有的学院都急于成为大学,所有大学都恨不得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所有的学生一进校门就被要求成为综合性的人才。这不仅使许多“胸无大志”的青少年丧失了成长的快乐,也导致了所谓“文凭浪费”的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胡奎
大学生就业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
“要认真抓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国务院召开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说。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11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
100多万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遭到人才市场的冷遇,并陷入为了饭碗而抢破头的境地,在多年来为人才缺乏感到苦恼的中国,这个事实看上去有些令人眼花缭乱。
中国大学生真的多了吗?曾经的天之骄子们真的成为社会的就业负担了吗?
1万名“大学生警察”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公安部门是国务院号召的积极响应者。据官方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将从今年高校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中考试录用1万名警察,以弥补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和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此次招警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法学、信息通信、交通工程、物理、化学等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此外,中国公安部门还表示,金融、计算机、法医等专业人才也是他们所急需的,他们甚至考虑“也可以吸收少量大专毕业生”。
在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面前,公安部门的这个举动颇有雪中送炭的意味,也显示出中国行动系统强大的动员力量。
事实的情况是,中国警察队伍构成以往主要以警察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一些地方警察队伍甚至以初高中文化为主,文化水平的普遍较低,成为警察队伍整体素质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呼吁,公安部门要根本改变形象,必须使大学生人才占到足够的比例。但是,一些地方警察机关为了节省经费,甚至宁愿招募文化水平可能更加低下的保安人员,来顶替正规的警察员额,而不愿向大学生人才主动敞开大门。
另一方面,之前不愁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也大都不情愿进入警察队伍。
这种潜在的人才需求差距,在中国的行政和社会系统还有多少呢?——问题不言而喻:许多部门的“人才饥饿”,被各种有形无形的屏障掩盖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指出,今天中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在面临职能转变,管理手段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式将日益现代化,亟需大量的各种专业的大学生人才的进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来自这些部门的就业召唤。他们需要发现?
Q5:杨宣勇是谁?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杨宜勇说:“人口降到七八亿时再放开生育完全来得及,实在生育率上不来,我们还可以引进外来移民。
Q6:2003大学生在校人数
毕业即失业: 谁抢了中国大学生的饭碗 ?
毕业即失业: 谁抢了中国大学生的饭碗 ?
文章来源: 新闻周刊 于 2003-7-15 10:07:00:
毕业,失业?
毕业即失业?这大概是今年大约100万名中国大学毕业生难以回避的困境。这一困境将持续多久,牵扯到成千上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国家资源过度向白领精英阶层集中的现象。整个社会的观念是,大学生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这种带有偏见的社会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们在职业观念上存在着巨大偏差
人才市场的停车场里,横七竖八停着各处来的自行车、助动车。排队的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把门口塞得很满。厚厚的履历表用各色的夹子夹着,一捆一捆地,填没了这只手和那只手之间的空隙。
这些毕业生大清早骑自行车出来,穿越了半个城市,到了人才市场,早饭也不吃,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重点本科1500,普通本科1200,大专不要。”招聘单位的(PR)公关小姐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毕业生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说IT年薪6万么?”
“7万也招过,不要说6万。”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还是不要干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着,“你们不干,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本科毕业生,头几批还没分派完,苏北、西北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海归、硕士、博士、MBA也多得是。高工资的POSITION(职位)是为他们留着的。”
苏北、西北等地的院校,硕士、博士、MBA,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毕业的学生不干活,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干呢?在城市的生活费是要花的,为了做简历,买体面的西装革履,当初父亲母亲为自己上学借的债,自己签约向银行贷的款是要还的。
这段文字,几乎每个时下的读书人都似曾相识。这篇“《多收了三五斗》之大学生就业版”早已在各大学的BBS上流传。
今年是高校扩招生大规模就业的第一年,在经历了1999年的一次大规模扩招之后,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人数在今年激增到212万,相比去年增幅高达46%,是1998年的一倍。但是,人才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并不是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对于中国的100万名大学生和他们背后的100万个家庭来说,从这篇网文中,读出的完全是“心酸”(一位网友语)。
50年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7月2日,毕业典礼结束,办完离校手续后,袁峰领到了绿色封皮的毕业证书。与此同时,他“失业”了。
这本耗尽四年心血拿到的毕业证书,没有给袁峰带来他想要的工作。据官方统计,他已经成为今年约100万名未能签约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
当年参加高考时,袁峰绝不会想到,自己所要面对的是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在中国教育部前不久刚刚公布的就业率中,全国毕业生签约率仅仅为50%左右。
而自1996年国家开始进行就业率统计以来,这个数字还没有低于过75%——1996年至200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部分数据为当年年底统计)。
事实上,如果再相较于此前数十年的国家包分配制度——就业率近100%,这个数字或许是50年来最低的。
两年前,袁峰所学的计算机专业还是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之一。但时至今日,形势已极为严峻。在袁峰的母校——北方工业大学的统计表上,这个专业截至6月23日的就业率只达到了30.15%,成为该校就业率最低的几个专业之一。
而另一个在往年很容易就业的“大热门”——英语专业,更是降到了该校破纪录的22.64%。
虽然各地各校苦乐不均,比如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的就业率超过了90%。上海、广州、西安等地高校签约率已经与去年基本持平,上海市达到73%以上。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波就业难题却是全国性的。
教育部在7月6日说,已签约的全国毕业生超过106万,其中研究生签约率为80%,本科生签约率为60%,专科生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在评述当前形势时,教育部使用的词语是“就业率稳步上升”。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在拿到毕业证的同时,全国还有106万名大学生“暂未就业”。
而去年6月15日,这一数字只有34.8万。
在就业吸收能力很强的广东,今年需安排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17.7万。有关部门预测一次就业率(大学生离校时的就业率)在50%左右,再加上省外高校返粤就业的毕业生,广东估计今年将有7万名大学毕业生暂时找不到工作。
“形势不容乐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评价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这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关系200多万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关系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关系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们,现在都在密切注视着上升的数字。与一个月前相比,大学生就业率已上升了15个百分点。他们相信度过酷暑之后这个数字会再高一些。
去年的统计数字给人们一种期待:在经历了离校时60%左右的低潮之后,形势慢慢向乐观的方向发展,至当年年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攀升到了80%以上。
“这是一个信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一次就业率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真实的情况,重要的是到年底的二次就业率。”
但即使最终可以微笑着翻过这一年,2004年的260万毕业生又将带来一个新的就业高峰。
“这是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没有必要过于渲染,但必须得到重视。”文东茅说。
1500万与100万
1999年中国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使在校大学生人数4年内扩张了一倍以上,这被外国媒体描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跃进”。
扩招对于中国的正面效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尽显。但在目前,袁峰和上百万个中国家庭必须面对一段时间的阵痛。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三个月的“非典”只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意外。
就业之难此前已在大多数人预料之中。在本刊今年4月份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北京化工大学等5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对今年就业形势的预测都是“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而当时“非典”刚刚显山露水。
“原来的预测基本都作废了”,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葛丽梅说。北京化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一度预测今年就业率为85%,“与去年大致持平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突然爆发的“非典”完全推翻了学校当初的预测。
四、五月份本应是学生大规模签约的高峰,但学校纷纷停课、隔离、封校,招聘会也全部停止,只有胆大的少数单位找上门来。
北京林业大学就业服务中心王晓旭副主任当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此时,就业率已经达到50%~60%,今年只有40%左右。而到5月份,北京大学也报告说,签约率比去年低了10个百分点。
不过,大多数接受采访者认为,“非典”对就业的影响是暂时的,他们把就业难主要归因于高速扩招,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严峻,户口、档案等人为就业障碍以及专业设置的不合理。
而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化解的。因此,一个关键的悬念是:就业紧张还会持续多久?
现有的数据表明: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招生计划是以每年10%至30%的速度增长,明年将有260万大学生毕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李守信预测,2004年毕业生260万,2005年达320万。如果按初次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个数字说,到2010年前,毕业生人数将达到350万人以上。
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里,全国就业增长率为1.1%,杨宜勇的研究显示,未来数年中中国就业增长率约为1.1%~1.3%。
中国社科院《2002-200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2001至2005年,中国年均将新增劳动力800多万人,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缺口将达1500万人。
其中,能有多少饭碗留给我们的“天之骄子”大学生呢?
倾其所有的家庭希望落空
“四年来我都非常努力,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形势却是这样的。”袁峰抱怨说。袁的抱怨听起来很动人——这个来自甘肃天水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本期望能够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以补贴大学带给这个家庭的巨大亏空。
袁的父母,是中国偏远的西部省份甘肃省天水市一家国营老厂的职工,母亲早在1993年就下了岗,父母每人每月160元工资,这点钱要维持这个家庭日常必要的开支已非常困难,现在还负担了他们的儿子四年来日益高涨的大学费用。
“我上大学一共花费了将近35000元,不但耗尽了全家多年来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的钱。”袁峰一脸沮丧地说。
而就在四年前,这个家庭还在为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感到荣耀。在整个中国,当年共有52万个家庭在首次大规模扩招中受益,许多父母相信,他们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摆脱贫困地域,或是农业人口的身份限制,向着大城市里的新生活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在国家不再包揽培养大学生的费用后,上大学已成为一种个人投资。据原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钉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七至八万元,其中国家分担了约1/3。
被迫推迟的就业,无疑会影响这些家庭的预期回报。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贫寒家庭来说,它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很多家庭供子女读书可以说倾其所有。
或许是急于收回教育投资的考虑,袁峰曾经放弃了一家小电脑公司同意其担任销售代表的工作机会。
“这个职位技术含量太低,薪水也非常微薄。”性格有些内向的袁峰表示,他最想从事的工作是计算机编程,“这和我所学的知识相符,薪金也相对较高。”
但是,IT业在经历了连续的不景气之后,已经很少有公司会把机会交给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告别了相伴多年的学友,剩下的日子就要自己面对。虽然出身西部,但袁峰并不想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去。“我需要赶快找到工作,赚回我的生活费和偿还家里的欠款。”
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高知识人群就业危机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院的岑狄辉在6月底刚刚毕业,就匆匆赶到了北京,自费参加了一个MBA的培训班。这个持续两年的培训班价格不菲,“但我觉得值得,”岑说,“这给了我一个改变自身专业的机会。”
继续读书,是很多学生选择推迟就业的一种方式。
岑狄辉还在为找到离学习地点较近的房子而发愁,而其同班同学周一超却在浙江的看守所里焦急地等待着法院的判决。
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于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
此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我也签字了,”岑狄辉说,“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希望法院能给他一次机会。”
岑狄辉介绍说,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他一上大学,就决定毕业后要报考公务员,为此放弃了考研和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机会。
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据浙江省教育厅的一项统计,该省当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和研究生达到9.6万人,比去年增长了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
周一超的出轨,肯定只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关心大学生前途的专家们却提醒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失业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忽视。
“高知识人群的就业危机,不但会引起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影响到人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群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在步入社会的关键时刻连续遭受打击,不但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敌视,还可能做出许多过激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警告说。
“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否则后果极其严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也表达了很多人的担忧。(应要求,部分毕业生使用化名)
机构调查:谁抢走了大学生的饭碗
扩招、SARS之祸、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社会和关系因素、用人单位的想法等被认为是引发这场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本刊记者/胡奎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
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就此问题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对2000位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授权中国《新闻周刊》独家披露。
此次被访者中,应届毕业生占60%;家长占20%;社会公众占15%;企业管理人员占5%。
调查显示,截至6月20日,研究生的签约率为80%左右,本科生的签约率为60%左右,专科(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另一个数据是,在已找到工作的100多万学生当中,只有13%对他们即将得到的岗位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调查发现,扩招(72%)、SARS之祸(68%)、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63%)、社会和关系因素(58%)、用人单位的想法(48%)被认为是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就业高压冲击下,大学生们的择业观念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引发难题的五大因素
——扩招的短期影响
中国用短短4年的时间,使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达到了原定于2008年才能实现的15%,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界的一大壮举,对于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有巨大的意义。但72%的被访者认为,在入学率增长的同时,中国就业市场的培育和结构调整并不同步,就业岗位的增长赶不上高校入学率的增长,使大学生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不仅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放大,客观上引发了第一个毕业高峰年的就业难题。
——SARS的直接冲击
肆虐全国达数月的SRAS疫情,对毕业生就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68%的被访者将此作为首选因素。一般来说,四五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签约的高峰期,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从4月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地区,大型供需见面会都纷纷被取消,多数用人单位也暂时取消了招聘计划,用人信息减少,毕业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教育与就业市场不协调
63%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相当不协调。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而人才的有效需求却增长缓慢或持平,其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培养模式不尽合理。例如,去年广州63%的职位空缺集中在电脑、英语、财会等12个专业学系,而建筑、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等人才已经饱和。
——社会和关系因素造成壁垒
一些制度及非制度的社会关系因素,成了许多大学生择业时绕不开的绊脚石。坚硬的户口制度依然是2003年许多毕业生心口的痛。当他们满怀着憧憬准备离开学校奔赴社会舞台时,许多人才切身感受到,穿越户口那层薄纸竟是如此之难。
“非本市户口免谈”的经历,让56%的被访者身心俱疲。71%的被访者表示,在户口问题上有压力。这其中女生占了52%,她们认识到,户口不仅在就业问题上,还在诸如婚姻、生育方面对她们有较大影响。有些财会专业的毕业生抱怨说,由于没有“本市户口”,使他们与许多好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只好另找出路。
激烈的就业竞争,也使许多年轻的毕业生们感受到社会关系的无处不在。在回答能力与关系对就业的影响哪个更重要时,选择后者的学生和家长占53%。24%的毕业生表示——他们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关系。
——薪金:期望与实际相差一倍
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在一些问题上的想法差距较大。调查显示,67%的企业担心以独生子女为主的毕业生们缺乏踏实与实干精神,52%的企业认为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较差,自我中心主义严重。
但大学生们显然对此不服气,他们中71%的人认为自己是能够吃苦耐劳的,76%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够与团队共进退。
双方更严重的差距体现在薪资待遇方面,这可能大大伤害了毕业生们的自信心。61%的企业认为毕业生的薪金要求较高,不切合实际,用这些钱完全可以招聘到一个经验丰富的人;而79%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薪金要求是合适的,与他们的学历、能力相吻合。
例如,在广东,67%的用人单位认为专科生的合理薪金为每月1000元至2000元,更有26%的单位将这一数字定在1000元以下,但过半数的专科毕业生却认为自己的薪金应在2000~4000元。此外,硕士生的期望薪值看上去也普遍过高:25%的用人单位将硕士生的月薪定在3000元以下,但几乎没有学生对此表示认同;38%的单位将硕士生月薪定在3000~4000元间,但认同这一数字的学生则只有14%;另有50%以上的硕士生提出理想薪金为5000元以上,但愿意出这一价钱的单位也只有14%。
毕业生心态:就业第一择业靠后
是先就业还是先择业?在以往的调查中,许多天之骄子们会不经考虑地表示要先择业。但在今年,继续持有这一心态的人只有1/4,多达63%的人选择了先就业。这显示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学生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4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29%的大学生还表示,愿意到中小城市或西部地区去发展。
大学生们在毕业后的走向,呈现出多样化、自主化特点。就业的多样化表现在就业渠道、就业形式、就业过程这几个方面。
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在平稳上升。
考研族仍在大幅增加,毕业后一两年内考研的人数急剧上升,而读研后选择继续深造的,占到考研总人数的50%以上。统计表明,今年全国考研人数达到46万,其中在职考研人数达到26万多人,第一次超过了应届大学生报名人数。法律、MBA、MPA等将成为继续深造的热点专业。
面对就业难的现实,27%的大学生还准备选择自主创业或自由职业。调查显示,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前几年统计只占学生的2%~3%,估计未来将占到5%~10%。
但更多的被访者对此持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他们表示,自主创业虽然是件好事,但自主创业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足够的能力和实干精神以及财力支持,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也不一定人人在二三十岁都能成为张朝阳和丁磊。
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坏事
“就业难还会持续多久?”对于这一问题,9%的被访者预测会持续1年;41%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2~3年;32%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3~5年;18%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5年以上。许多被访者表示,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会改变就业难的问题。
调查中,59%的被访者相当理性地表示,目前这种就业难的状况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社会在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72%的被访者甚至认为,现在的就业难不是一件坏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它是一件好事,就像不久前爆发的SARS危机,让人们发现了中国医疗体制方面的问题一样,大学生就业难也会促使人们发现中国教育体制和就业市场衔接的问题,会给有关部门以警示,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整体而言,虽然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前所未有,但仍有51%的被访者对于今后几年的就业形势表示有信心,只有38%的被访者持忧虑的态度。这显示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中国社会调查所李冬民所长指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一番,今后5至10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年至少要保持7%的增长速度,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提供80至100万个就业岗位。另外加入WTO、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都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作为13亿人口中的精英分子,大学生们的潜在就业空间仍然巨大。
“天之骄子”为何成为社会就业负担?
中国所有的学院都急于成为大学,所有大学都恨不得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所有的学生一进校门就被要求成为综合性的人才。这不仅使许多“胸无大志”的青少年丧失了成长的快乐,也导致了所谓“文凭浪费”的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胡奎
大学生就业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
“要认真抓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国务院召开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说。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11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
100多万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遭到人才市场的冷遇,并陷入为了饭碗而抢破头的境地,在多年来为人才缺乏感到苦恼的中国,这个事实看上去有些令人眼花缭乱。
中国大学生真的多了吗?曾经的天之骄子们真的成为社会的就业负担了吗?
1万名“大学生警察”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公安部门是国务院号召的积极响应者。据官方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将从今年高校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中考试录用1万名警察,以弥补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和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此次招警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法学、信息通信、交通工程、物理、化学等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此外,中国公安部门还表示,金融、计算机、法医等专业人才也是他们所急需的,他们甚至考虑“也可以吸收少量大专毕业生”。
在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面前,公安部门的这个举动颇有雪中送炭的意味,也显示出中国行动系统强大的动员力量。
事实的情况是,中国警察队伍构成以往主要以警察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一些地方警察队伍甚至以初高中文化为主,文化水平的普遍较低,成为警察队伍整体素质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呼吁,公安部门要根本改变形象,必须使大学生人才占到足够的比例。但是,一些地方警察机关为了节省经费,甚至宁愿招募文化水平可能更加低下的保安人员,来顶替正规的警察员额,而不愿向大学生人才主动敞开大门。
另一方面,之前不愁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也大都不情愿进入警察队伍。
这种潜在的人才需求差距,在中国的行政和社会系统还有多少呢?——问题不言而喻:许多部门的“人才饥饿”,被各种有形无形的屏障掩盖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指出,今天中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在面临职能转变,管理手段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式将日益现代化,亟需大量的各种专业的大学生人才的进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来自这些部门的就业召唤。他们需要发现,今天的警务人员绝不只是提供交通和治安管理服务那么简单。
中国大学生并不过剩
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的统计数字,到2002年底,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已经达到1600万人(本科生719万人),比1998年提高了1.7倍之多。单从在校生的绝对数量看,中国已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
与中国相比,美国在1969年到1997年的27年时间内,高等教育的总规模才增长了79%,达到近150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只用4年的时间就走过了美国27年历程,堪称壮举。
但四年后的这场就业危机,使得一些人开始公开批评高等教育的这次“大跃进”
根据教育部2001年的估算,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
今年迄今为止才50%的签约率表明,大学生就业难题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但专家们的看法是,问题可能被夸大了,就业危机不是扩招惹的祸。
蔡指出,与13亿的人口基数相比,大学生数量绝对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因此,高校教育仍需要继续扩大。
相同的观点来自中央教科所战略室主任蒋国华,“美国2亿7千万人口,拥有大学逾4000所。按此比例和规模,中国需要办20,000所大学;若按韩国目前高等教育的规模水平,中国也要办近10,000所大学。”
“中国现在才1000多所普通高校,即使算上成人和民办高校,也不过3000多所,怎么能说多呢?”蒋国华说,中国即使在未来10年、15年内,大学在校生达到3000万人也不为多。
问题是:既然大学生数量从总体上还是缺乏的,为什么又会出现今年这样百万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
凭什么要优待大学生?
拥有知识和能力优势的大学生们,在中国仍被当作特殊群体。
SARS疫情带给中国的就业冲击是显着的。但,相对于数百万同样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来说,大学生们享受到的就业关注和政策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超国民待遇”——中国财政部7月4日发出通知称,2003年应届大学生从事个体经营的,一年内可以免交行政事业性收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联合启动了针对2003年高职毕业生的培训工程,服务对象锁定为尚未找到工作的贫困家庭和农村毕业生。
南京市提出了对贫困大学生实行按专业对口或接近的原则,进行指令性计划分配的措施。甘肃省也提出了对救助贫困大学生就业的一系列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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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 粮食年年涨价叫我们低收入的人怎么活,谁来管我们
- 精准扶贫一高于、一接近、一扭转指什么
- 人民日报:谁是弱势群体
- 2003年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是多少?
- 杨宣勇是谁?
- 2003大学生在校人数
Q1:粮食年年涨价叫我们低收入的人怎么活,谁来管我们
“物价太离谱!” 中国的物价如豆类涨价太离普,物价部门如果这样放任。我提示:不久将来必逼着大米涨价。中国的大米如果每市斤涨到5元(最低价),中国社会民生将出大问题! ——人民微博广西网友[国王王桑]我想买房结果房价涨了我说我想买车结果油价涨了我说我想买点肉吃结果肉价涨了于是我说那我吃方便面总可以了吧结果方便面也涨价了那我只好成佛佛祖说你终于得道了万里长城万里长烈日炎炎心哇凉年年GDP上涨据说全民奔小康工资好比眉毛短物价犹如头发长遥望楼盘空幻想一年能买几平方——人民微博河南网友[曾经的小兵]中国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靠广大劳苦大众的忍耐,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广大的农民。这些年物价飞涨。农民的粮食又长了多少?我记得九零年小麦就卖到一市斤一元。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小麦的价格才一市斤八毛多。请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理。 ——人民微博河南网友[豫皖地带一粒砂]通胀不期而至!不承认不行啊!大米上涨,蔬菜上涨,豆类上涨,吃的都在涨。今天我去买一个菜包子,1.2元。50克青菜,25克面粉吧。这帐怎么算?发改委说了,给低收入发补贴,很有必要。那中收入呢?中低收入呢?只有降低生活质量吗?国家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百姓生活质量下降,奇者怪也! ——人民微博江苏网友[白雪无垠]“发改委向低收入群体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公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劳动不再光荣’等认识偏差,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人民微博北京网友[史马迁]发改委终于承认通胀了,决定向低收入者发放价格补贴,这正如发放给农民的补贴一样,每亩几十元,而种子、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都在飞速上涨,无论是米农还是菜农都未从补贴中获得真实收入,而米价、菜价又飞速上涨,这一方面在于货币发放过多,一方面在于商贩经营环境的赋税与房租等负担不断加重。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韩令国]发改委:要向城乡低收入群体发临时价格补贴,这是一个极为正确的选择。建议加大发放补贴的力度,并允许粮食及农产品价格和世界接轨。如此一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将得到有效的调整。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周蓬安]发改委叫喊打击价格违法行为,可利器价格监督检查职能早让它给阉割了。发改委把价格监督检查的职能上划,所有的垄断行业价格监管权都集中到十几个人的价格检查司手里,然后把不易操作的所谓哄抬物价工作踹给基层。发改委坐享被监管单位的供享,基层物价局无所适从,这就发改委打击价格违法行为的现实。——人民微博北京网友[贱民不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昨日介绍,22日在京召开了全国物价局长会议,提出严厉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提高价格调控能力,向城乡低收入群体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人民微博湖南网友[森林人生]民以食为天,房地产价格不降(门头房房租占去了90%的利润),小吃的价格就降不下来,带动了物价整体提高,补贴小吃点的经营,必然会大大缓解社会矛盾.一碗货真价实的拉面一块钱,老百姓马上就没有怨言了.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林仲丹]“物价越高 政府信任越低” 房价越调越高,物价也越来越高,而我们政府的信任的且越来越低,保持房价的稳定,怎么样保持好像是政府在和百姓开玩笑,一面高唱稳定,一面房价继续再涨,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房价为什么会越来越高,关键是我们政府的官员的内心深处,根本就不想把房价调整下来,因为官员的房子不是一套而是多套。——人民微博浙江网友[宏深0331]物价局管农产品价格涨价不管房地产飚价?广东部分农产品大幅涨价 物价局派员严打违法行为——人民微博山东网友[诺丁一]中国的市场缺乏国家宏观调控,民生工程就应该政府插手干预,基础的生活物件加以调控,不要盲目搞市场经济,各自为政,搞垄断,非法竞争,往往会造成市场一片混乱。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总观望着地方政府占山为王,相互勾结,把人民整的民不聊生,我希望国家要把房地产,医疗,保险,物价,衣食住行搞好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席秋然]有些人为富不仁,甚至染指国计民生的一些物资,房子、大蒜、豆子、药材煤炭、粮食,他们哄抬物价、干扰市场。国家不能对此束手无策.——人民微博吉林网友[丢马老头]这个社会的物价到底政府管不管?蒜价抬高不是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而是进入了二道贩子或者炒作者之手,那么这些二道贩子或者炒作者到底是不是在挑战这个社会的稳定?房地产商是不是也在挑战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老百姓的利益?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东方之诺]“中国特色的物价与统计”,,,各级政府官员是应该关注数字还是真实存在的现实状况,,,醒一醒吧 ——人民微博四川网友[栀子(夏日飘雪)]“收入追不上物价 看穷人如何补贴富人?” 物价是大步向前步步高工资是旱地泉眼慢慢渗 ——人民微博河北网友[白洋淀李泽辉]物价和工资不一致意味着什么?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assassion]物价猛涨,停工停产. ——人民微博江西网友[猫0001]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1千多,新农村建设,一来一去,少的也要贴掉10多万元,多的不用说了,现在物价这么高,出门都要用钱,把所有的积蓄用光,甚至还要背债,这叫百姓如何过日子。搞建设当然是好事,但先要为民众考虑。。 ——人民微博江苏网友[平凡布衣]现实生活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工资原地不动,物价飞涨,房价让人仰视。中部地区工资还停留在 800-1200元,让人怎么活? ——人民微博江西网友[剑庸]物价在不断地上涨,生活在不断的下降。钱该怎么去挣???、 ——人民微博甘肃网友[baishayan888]工资涨不涨对官员来说,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们不缺少灰色收入,对我们百姓来说,工资涨,就意味着物价涨,物价涨的比重要比工资涨得疯狂,我们永远追不上物价的速度,等于工资白涨,没涨。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席秋然]另一方面,由于物价飞涨(不要看CPI,看菜市场),利息收入与实际通胀率相比是负利率,至少要负5个百分点,这等于向存款的老百姓征收家庭储蓄税,或者说穷人贴补富人、贷款者。 ——人民微博山东网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当然,百姓因为收入少,对物价的变动肯定是很敏感普通的。一个月多用一百块钱,很可能就要有财政上的危机了。很多底层的百姓,一块钱都是要预算着用的。 ——人民微博广东网友[风雨同途]
Q2:精准扶贫一高于、一接近、一扭转指什么
一高于 :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一接近 :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一扭转:
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扩展资料
实施计划:
理清一思路。围绕农村扶贫开发“两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一扭转”总体目标,确立以脱贫攻坚总揽全局的全县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总纲和扶贫发展思路;紧扣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脱贫出列考核指标体系,
明确民房建设、道路交通、人畜饮水、村卫生室、垃圾处理、活动场所、全面通电、广播电视,通信网络等9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明确产业政策、教育脱贫政策、医疗保障政策、养老保障政策、生态补偿政策、培训落实政策、政府兜底政策、项目覆盖政策等8个方面的政策兑现细则,全面理清大干脱贫攻坚的目标思路。
画好一张图。根据脱贫攻坚“五个一批”工作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抓住关键环节,制定全县发展产业脱贫、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教育支持脱贫、转移就业脱贫、健康救助脱贫、生态保护脱贫、兜底保障脱贫“七个一批”工作实施方案,
有力有效推进全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尤其是进一步完善31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建设规划,重点解决村组道路硬化、串户路、雨污分流、活动室、公共厕所、村垃圾池、人畜分离等环境综合治理。
参考资料:
人民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如何扭转?(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⑨)
百度百科:精准扶贫
维西县委宣传部:【明白卡】脱贫攻坚政策解读(连载)
云南日报:七个一”精准扶贫
Q3:人民日报:谁是弱势群体
人民日报:谁是弱势群体?
2010年11月11日 09:20:39 来源:网络
谁是弱势群体?收入差距加大致国民弱势心理蔓延
1. 有车族、大学教授等纷纷自称为“弱势群体”
——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让“弱势心理”蔓延
“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记者问。
“是的,我属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这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在国企、外企有着固定工作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
“中等收入,下等生活”,“房价菜价一起涨,弱势群体难招架”,“大学教授也是弱势群体”,“医生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在互联网的各种论坛里,有关弱势群体的帖子也常常应者云集。
“弱势群体”不是新词汇。早在200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就正式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之后,社会上一般将“弱势群体”的范围定义为“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等特定人群。
可如今,连开私家车的人都说自己“弱势”,是不是太过矫情?
“这些人,光和特别有钱的人比。一个月拿1万多、经常坐飞机,还说弱势!”田林3年前从贵州一家军工企业退休,近40年的工龄,月养老金刚过1500元。“我们厂里好多高工,当年也是复旦、同济毕业的高材生,现在退休了也就拿两三千元。他们还没抱怨,大城市里每月赚1万多的小年轻却天天喊穷,真是可笑。”
章德旺不这么认为。他从黑龙江农村老家出来,帮老乡管理一家小建筑公司,年收入10来万。“别看有点钱,我仍然属于弱势群体。”老章说:“每到一个地方,你得先请有关部门的人吃饭。安排到位啥都好办,安排不好就找茬,拿粉尘、噪音说事儿,让你干不下去。一个村委会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够呛!不送红包,村里就设路障堵车。更别说为了拿项目盖章、贷款啥的,老难了!”他抱怨“挣点钱,低声下气”。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指出,界定“弱势群体”主要有三个标准:
按经济学标准,弱势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徘徊在贫困线边缘;就业不稳定,容易失业;工作条件恶劣;缺乏社会保障,等等。按社会学标准,则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融合度等特征,比如一些职业虽然收入高,但缺乏社会尊重或者“难登大雅之堂”,从业者觉得被社会边缘化;再比如很多大城市的“城中村”,居民和外界缺乏沟通,语言、文化等也不相容,心理上有孤绝感。按照政治标准,则涉及个人的权利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受到社会的歧视等等。
如今那么多并不符合上述标准的人认为自己“弱势”,原因何在?
“随着经济社会加快转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给人们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李实说,近几年,虽然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财富在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面对一掷千金的高收入阶层,普通百姓包括白领阶层普遍感觉经济上受挤压,社会地位快速下滑。“再比如,近几年随着资源向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集中,小企业的生存开始变得艰难,有遭受排挤的‘不公平’感。此外,个别权力部门的‘寻租’问题还十分突出,使一些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强势’者仍然无助甚至缺乏安全感。”李实说。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
2. 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构成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
——在中国仍然有超过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城市底层居民生活困难
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广告在夜色里很打眼。可这些奢侈品商标,出租车司机李云强一个都拼不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走过的时尚男女,只为有人招呼他“拉活儿”。
老李一个月3000多元左右的收入支撑着全家的开支。“在北京,这点钱真不够花。老婆从不去超市买菜,总是赶在大市场收摊时买人家挑剩下的‘堆儿菜’。”开了16年出租,他的颈椎、腰椎都不好,但还顾不上看病。“家里存款不多,怕不够孩子上大学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势群体谁是?”老李指着商场大门说:“那些人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可能一年都挣不回来。”
住在河北燕郊的王元菲每晚都到住家附近的几个小区翻捡居民垃圾箱。“物业的清洁工早晨才来,我能捡到不少有用的东西。”王元菲56岁,她和丈夫都没有工作,生活全靠吃低保。最近物价涨得厉害,她说如果自己不出来“拾荒”,家里吃饭、水电费都成问题。捡回来的东西堆在院里味道不好,左邻右舍都有意见,这叫王元菲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年近七旬的刘四玲常年在五台山西峰顶上乞讨。高海拔的日晒在她脸上、手上留下了一层硬痂。别人劝她进城讨去,她舍不得家里的瘫痪儿子。刘四玲告诉记者,家里的地被“开发”了,但给她的补偿款比别人少。她找到村委会,人家三两句就把她打发走。“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能找谁说理去!”
尽管有专家说,“弱势群体”是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但在当下的中国,像王元菲、刘四玲这样的人,无疑是绝对的“弱者”。
“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中的绝大部分人、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人口。”李实说,由于农业生产具有“靠天吃饭”的特点,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状况非常不稳定。进城的农民工也常常被按照“二类公民”对待,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收入低、保障差。以城市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中,有些人的生活还比不上有土地作为最后保障的农民,当现金性收入断绝的时候,城市贫困家庭连吃饭都成为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中国仍有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9年,城市低保户2340万人,月人均补助160元。尽管近年来政府千方百计提高救助标准,降低救助门槛,但许多城市困难家庭依然打短工、住棚户,生活困顿不堪。“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的穷人有多穷。”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贫困仍被严重低估,实际的贫困人口数,约占总人口8%以上。
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近年来,征地强拆、黑砖窑、工资拖欠等事件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全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居民等人群。
3. 谁在听他们说,谁能为他们说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扶持“弱势群体”的重要方面
李云强目前每个月开出租能挣8000多,但是要交5000元左右的“份儿钱”。所有的司机都抱怨“份儿钱”重,可没人敢和老板说不。“谁敢跟‘饭碗’叫板?现在出租公司都是私营的,找个借口就能把你开除。”李云强回忆,十来年前报纸上还替他们呼吁过这事儿,但现在没人提了。
拾荒的王元菲家里有个小电视,她也偶尔翻看那些拣回来的报纸、杂志。“我觉得现在的电视剧、报纸什么的都在说有钱人的生活,好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根本不存在。”
农民出身的小老板章德旺现在经常上网。他注意到近几年一些事件通过网络“炒热”后,确实帮很多基层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不过,又有几个农民是舍得买电脑、上网的?”章德旺认为网民发帖并不能完全代表群众的声音,“有的网站为了点击率故意扯玄,据说现在还有专门发帖的公司。”他说,今年以来一些农产品价格涨幅比较快,网络上替城里人抱怨的多,为农民说话的少,那是因为“谁用得起,谁的嗓门就大。”
“媒体话题一般追求新闻效应,甚至在筛选事实。在一个社会中,传媒对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公众对弱势群体的认识,乃至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指出,多给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会,媒体的责任重大。
“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取舍,这让国家的很多政策一到基层就走样儿,效率、针对性打折扣,比如盖办公楼不差钱,扶贫却捉襟见肘。但政府和官员也同时面对舆论压力,如果媒体能多反映农民和底层市民的生活现状并传达他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确能引起管理部门对弱势群体的重视。”李实说。
“北京有7万名出租司机,可都是散兵游勇、孤立无援,”李云强觉得应该有工会之类的组织替大家出头,跟老板讨价还价。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必须建立利益诉求凝聚和表达的组织依托,即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者。比如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机构的作用,形成在政府领导下的协商对话制度、利益表达和博弈制度。
“打不起官司”让很多“弱势群体”面对自身权益受损时,因为维权成本过大而选择了沉默和放弃。专家指出,对经济、文化和法律意识等处于不利局面的“弱势群体”实施法律援助,使他们能够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护,是政府的责任。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法律援助机构3000多个,拥有专职人员1.2万多人,但相对社会需求依然远远不足。
4. 让“弱势群体”早日富起来、强起来
——“弱势群体”大量存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表现。要加大公共政策对其倾斜力度
“任何社会当中都有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李实认为,特别是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缺位,弱势群体的问题尤为突出。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橄榄型的社会构架,但他们也同样经历过因弱势群体庞大而导致各类社会问题积聚的阶段。比如美国在二战前的大萧条时期就是这种情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逐步在公共政策上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完善再分配政策,增加福利保障等等,来慢慢消除社会矛盾。
解决中国目前“弱势群体”的问题,同样需要从公共政策入手。
——让弱势群体富起来。“最近刚刚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突出了‘民富’宗旨,我认为这其中要特别突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居民收入要提速,重点应放在‘提低’上,穷人涨工资得‘快上加快’,这才能缩小收入差距。而这涉及到收入增长计划、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等政策的调整,是个系统工程。比如用公共财政给保障房、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再比如扩大补贴范围、提高低保金发放标准、实现低保金与物价联动等等。
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事业投入的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加公共产品供应种类与数量,让低收入群众享受均等公共服务与及时社会救助。”李实说。有专家测算,如果在“十二五”期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较大进展,至少应当减少基尼系数0.05,将基尼系数从目前的0.48减少到0.43左右。
——让弱势群体强起来。“比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快消除对进城农民工‘身份歧视’,让他们享受平等的就业、保障和子女教育政策;发展民间社团组织,鼓励劳资之间开展薪酬、福利谈判;保障流动人口的选举权和参与社区事务权,等等。此外,掌握话语权的各类媒体,也应该增加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反映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促使全社会从感情上接纳弱势群体,在行动上关注弱势群体,在各种制度设计时照顾弱势群体,把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当作构建和谐社会的头等大事。”李实说。
Q4:2003年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是多少?
毕业即失业: 谁抢了中国大学生的饭碗 ?
毕业即失业: 谁抢了中国大学生的饭碗 ?
文章来源: 新闻周刊 于 2003-7-15 10:07:00:
毕业,失业?
毕业即失业?这大概是今年大约100万名中国大学毕业生难以回避的困境。这一困境将持续多久,牵扯到成千上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国家资源过度向白领精英阶层集中的现象。整个社会的观念是,大学生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这种带有偏见的社会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们在职业观念上存在着巨大偏差
人才市场的停车场里,横七竖八停着各处来的自行车、助动车。排队的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把门口塞得很满。厚厚的履历表用各色的夹子夹着,一捆一捆地,填没了这只手和那只手之间的空隙。
这些毕业生大清早骑自行车出来,穿越了半个城市,到了人才市场,早饭也不吃,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重点本科1500,普通本科1200,大专不要。”招聘单位的(PR)公关小姐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毕业生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说IT年薪6万么?”
“7万也招过,不要说6万。”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还是不要干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着,“你们不干,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本科毕业生,头几批还没分派完,苏北、西北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海归、硕士、博士、MBA也多得是。高工资的POSITION(职位)是为他们留着的。”
苏北、西北等地的院校,硕士、博士、MBA,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毕业的学生不干活,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干呢?在城市的生活费是要花的,为了做简历,买体面的西装革履,当初父亲母亲为自己上学借的债,自己签约向银行贷的款是要还的。
这段文字,几乎每个时下的读书人都似曾相识。这篇“《多收了三五斗》之大学生就业版”早已在各大学的BBS上流传。
今年是高校扩招生大规模就业的第一年,在经历了1999年的一次大规模扩招之后,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人数在今年激增到212万,相比去年增幅高达46%,是1998年的一倍。但是,人才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并不是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对于中国的100万名大学生和他们背后的100万个家庭来说,从这篇网文中,读出的完全是“心酸”(一位网友语)。
50年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7月2日,毕业典礼结束,办完离校手续后,袁峰领到了绿色封皮的毕业证书。与此同时,他“失业”了。
这本耗尽四年心血拿到的毕业证书,没有给袁峰带来他想要的工作。据官方统计,他已经成为今年约100万名未能签约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
当年参加高考时,袁峰绝不会想到,自己所要面对的是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在中国教育部前不久刚刚公布的就业率中,全国毕业生签约率仅仅为50%左右。
而自1996年国家开始进行就业率统计以来,这个数字还没有低于过75%——1996年至200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部分数据为当年年底统计)。
事实上,如果再相较于此前数十年的国家包分配制度——就业率近100%,这个数字或许是50年来最低的。
两年前,袁峰所学的计算机专业还是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之一。但时至今日,形势已极为严峻。在袁峰的母校——北方工业大学的统计表上,这个专业截至6月23日的就业率只达到了30.15%,成为该校就业率最低的几个专业之一。
而另一个在往年很容易就业的“大热门”——英语专业,更是降到了该校破纪录的22.64%。
虽然各地各校苦乐不均,比如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的就业率超过了90%。上海、广州、西安等地高校签约率已经与去年基本持平,上海市达到73%以上。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波就业难题却是全国性的。
教育部在7月6日说,已签约的全国毕业生超过106万,其中研究生签约率为80%,本科生签约率为60%,专科生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在评述当前形势时,教育部使用的词语是“就业率稳步上升”。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在拿到毕业证的同时,全国还有106万名大学生“暂未就业”。
而去年6月15日,这一数字只有34.8万。
在就业吸收能力很强的广东,今年需安排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17.7万。有关部门预测一次就业率(大学生离校时的就业率)在50%左右,再加上省外高校返粤就业的毕业生,广东估计今年将有7万名大学毕业生暂时找不到工作。
“形势不容乐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评价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这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关系200多万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关系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关系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们,现在都在密切注视着上升的数字。与一个月前相比,大学生就业率已上升了15个百分点。他们相信度过酷暑之后这个数字会再高一些。
去年的统计数字给人们一种期待:在经历了离校时60%左右的低潮之后,形势慢慢向乐观的方向发展,至当年年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攀升到了80%以上。
“这是一个信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一次就业率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真实的情况,重要的是到年底的二次就业率。”
但即使最终可以微笑着翻过这一年,2004年的260万毕业生又将带来一个新的就业高峰。
“这是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没有必要过于渲染,但必须得到重视。”文东茅说。
1500万与100万
1999年中国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使在校大学生人数4年内扩张了一倍以上,这被外国媒体描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跃进”。
扩招对于中国的正面效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尽显。但在目前,袁峰和上百万个中国家庭必须面对一段时间的阵痛。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三个月的“非典”只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意外。
就业之难此前已在大多数人预料之中。在本刊今年4月份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北京化工大学等5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对今年就业形势的预测都是“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而当时“非典”刚刚显山露水。
“原来的预测基本都作废了”,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葛丽梅说。北京化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一度预测今年就业率为85%,“与去年大致持平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突然爆发的“非典”完全推翻了学校当初的预测。
四、五月份本应是学生大规模签约的高峰,但学校纷纷停课、隔离、封校,招聘会也全部停止,只有胆大的少数单位找上门来。
北京林业大学就业服务中心王晓旭副主任当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此时,就业率已经达到50%~60%,今年只有40%左右。而到5月份,北京大学也报告说,签约率比去年低了10个百分点。
不过,大多数接受采访者认为,“非典”对就业的影响是暂时的,他们把就业难主要归因于高速扩招,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严峻,户口、档案等人为就业障碍以及专业设置的不合理。
而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化解的。因此,一个关键的悬念是:就业紧张还会持续多久?
现有的数据表明: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招生计划是以每年10%至30%的速度增长,明年将有260万大学生毕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李守信预测,2004年毕业生260万,2005年达320万。如果按初次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个数字说,到2010年前,毕业生人数将达到350万人以上。
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里,全国就业增长率为1.1%,杨宜勇的研究显示,未来数年中中国就业增长率约为1.1%~1.3%。
中国社科院《2002-200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2001至2005年,中国年均将新增劳动力800多万人,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缺口将达1500万人。
其中,能有多少饭碗留给我们的“天之骄子”大学生呢?
倾其所有的家庭希望落空
“四年来我都非常努力,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形势却是这样的。”袁峰抱怨说。袁的抱怨听起来很动人——这个来自甘肃天水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本期望能够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以补贴大学带给这个家庭的巨大亏空。
袁的父母,是中国偏远的西部省份甘肃省天水市一家国营老厂的职工,母亲早在1993年就下了岗,父母每人每月160元工资,这点钱要维持这个家庭日常必要的开支已非常困难,现在还负担了他们的儿子四年来日益高涨的大学费用。
“我上大学一共花费了将近35000元,不但耗尽了全家多年来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的钱。”袁峰一脸沮丧地说。
而就在四年前,这个家庭还在为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感到荣耀。在整个中国,当年共有52万个家庭在首次大规模扩招中受益,许多父母相信,他们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摆脱贫困地域,或是农业人口的身份限制,向着大城市里的新生活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在国家不再包揽培养大学生的费用后,上大学已成为一种个人投资。据原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钉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七至八万元,其中国家分担了约1/3。
被迫推迟的就业,无疑会影响这些家庭的预期回报。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贫寒家庭来说,它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很多家庭供子女读书可以说倾其所有。
或许是急于收回教育投资的考虑,袁峰曾经放弃了一家小电脑公司同意其担任销售代表的工作机会。
“这个职位技术含量太低,薪水也非常微薄。”性格有些内向的袁峰表示,他最想从事的工作是计算机编程,“这和我所学的知识相符,薪金也相对较高。”
但是,IT业在经历了连续的不景气之后,已经很少有公司会把机会交给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告别了相伴多年的学友,剩下的日子就要自己面对。虽然出身西部,但袁峰并不想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去。“我需要赶快找到工作,赚回我的生活费和偿还家里的欠款。”
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高知识人群就业危机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院的岑狄辉在6月底刚刚毕业,就匆匆赶到了北京,自费参加了一个MBA的培训班。这个持续两年的培训班价格不菲,“但我觉得值得,”岑说,“这给了我一个改变自身专业的机会。”
继续读书,是很多学生选择推迟就业的一种方式。
岑狄辉还在为找到离学习地点较近的房子而发愁,而其同班同学周一超却在浙江的看守所里焦急地等待着法院的判决。
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于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
此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我也签字了,”岑狄辉说,“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希望法院能给他一次机会。”
岑狄辉介绍说,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他一上大学,就决定毕业后要报考公务员,为此放弃了考研和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机会。
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据浙江省教育厅的一项统计,该省当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和研究生达到9.6万人,比去年增长了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
周一超的出轨,肯定只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关心大学生前途的专家们却提醒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失业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忽视。
“高知识人群的就业危机,不但会引起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影响到人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群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在步入社会的关键时刻连续遭受打击,不但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敌视,还可能做出许多过激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警告说。
“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否则后果极其严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也表达了很多人的担忧。(应要求,部分毕业生使用化名)
机构调查:谁抢走了大学生的饭碗
扩招、SARS之祸、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社会和关系因素、用人单位的想法等被认为是引发这场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本刊记者/胡奎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
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就此问题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对2000位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授权中国《新闻周刊》独家披露。
此次被访者中,应届毕业生占60%;家长占20%;社会公众占15%;企业管理人员占5%。
调查显示,截至6月20日,研究生的签约率为80%左右,本科生的签约率为60%左右,专科(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另一个数据是,在已找到工作的100多万学生当中,只有13%对他们即将得到的岗位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调查发现,扩招(72%)、SARS之祸(68%)、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63%)、社会和关系因素(58%)、用人单位的想法(48%)被认为是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就业高压冲击下,大学生们的择业观念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引发难题的五大因素
——扩招的短期影响
中国用短短4年的时间,使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达到了原定于2008年才能实现的15%,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界的一大壮举,对于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有巨大的意义。但72%的被访者认为,在入学率增长的同时,中国就业市场的培育和结构调整并不同步,就业岗位的增长赶不上高校入学率的增长,使大学生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不仅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放大,客观上引发了第一个毕业高峰年的就业难题。
——SARS的直接冲击
肆虐全国达数月的SRAS疫情,对毕业生就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68%的被访者将此作为首选因素。一般来说,四五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签约的高峰期,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从4月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地区,大型供需见面会都纷纷被取消,多数用人单位也暂时取消了招聘计划,用人信息减少,毕业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教育与就业市场不协调
63%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相当不协调。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而人才的有效需求却增长缓慢或持平,其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培养模式不尽合理。例如,去年广州63%的职位空缺集中在电脑、英语、财会等12个专业学系,而建筑、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等人才已经饱和。
——社会和关系因素造成壁垒
一些制度及非制度的社会关系因素,成了许多大学生择业时绕不开的绊脚石。坚硬的户口制度依然是2003年许多毕业生心口的痛。当他们满怀着憧憬准备离开学校奔赴社会舞台时,许多人才切身感受到,穿越户口那层薄纸竟是如此之难。
“非本市户口免谈”的经历,让56%的被访者身心俱疲。71%的被访者表示,在户口问题上有压力。这其中女生占了52%,她们认识到,户口不仅在就业问题上,还在诸如婚姻、生育方面对她们有较大影响。有些财会专业的毕业生抱怨说,由于没有“本市户口”,使他们与许多好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只好另找出路。
激烈的就业竞争,也使许多年轻的毕业生们感受到社会关系的无处不在。在回答能力与关系对就业的影响哪个更重要时,选择后者的学生和家长占53%。24%的毕业生表示——他们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关系。
——薪金:期望与实际相差一倍
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在一些问题上的想法差距较大。调查显示,67%的企业担心以独生子女为主的毕业生们缺乏踏实与实干精神,52%的企业认为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较差,自我中心主义严重。
但大学生们显然对此不服气,他们中71%的人认为自己是能够吃苦耐劳的,76%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够与团队共进退。
双方更严重的差距体现在薪资待遇方面,这可能大大伤害了毕业生们的自信心。61%的企业认为毕业生的薪金要求较高,不切合实际,用这些钱完全可以招聘到一个经验丰富的人;而79%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薪金要求是合适的,与他们的学历、能力相吻合。
例如,在广东,67%的用人单位认为专科生的合理薪金为每月1000元至2000元,更有26%的单位将这一数字定在1000元以下,但过半数的专科毕业生却认为自己的薪金应在2000~4000元。此外,硕士生的期望薪值看上去也普遍过高:25%的用人单位将硕士生的月薪定在3000元以下,但几乎没有学生对此表示认同;38%的单位将硕士生月薪定在3000~4000元间,但认同这一数字的学生则只有14%;另有50%以上的硕士生提出理想薪金为5000元以上,但愿意出这一价钱的单位也只有14%。
毕业生心态:就业第一择业靠后
是先就业还是先择业?在以往的调查中,许多天之骄子们会不经考虑地表示要先择业。但在今年,继续持有这一心态的人只有¼,多达63%的人选择了先就业。这显示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学生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4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29%的大学生还表示,愿意到中小城市或西部地区去发展。
大学生们在毕业后的走向,呈现出多样化、自主化特点。就业的多样化表现在就业渠道、就业形式、就业过程这几个方面。
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在平稳上升。
考研族仍在大幅增加,毕业后一两年内考研的人数急剧上升,而读研后选择继续深造的,占到考研总人数的50%以上。统计表明,今年全国考研人数达到46万,其中在职考研人数达到26万多人,第一次超过了应届大学生报名人数。法律、MBA、MPA等将成为继续深造的热点专业。
面对就业难的现实,27%的大学生还准备选择自主创业或自由职业。调查显示,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前几年统计只占学生的2%~3%,估计未来将占到5%~10%。
但更多的被访者对此持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他们表示,自主创业虽然是件好事,但自主创业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足够的能力和实干精神以及财力支持,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也不一定人人在二三十岁都能成为张朝阳和丁磊。
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坏事
“就业难还会持续多久?”对于这一问题,9%的被访者预测会持续1年;41%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2~3年;32%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3~5年;18%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5年以上。许多被访者表示,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会改变就业难的问题。
调查中,59%的被访者相当理性地表示,目前这种就业难的状况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社会在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72%的被访者甚至认为,现在的就业难不是一件坏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它是一件好事,就像不久前爆发的SARS危机,让人们发现了中国医疗体制方面的问题一样,大学生就业难也会促使人们发现中国教育体制和就业市场衔接的问题,会给有关部门以警示,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整体而言,虽然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前所未有,但仍有51%的被访者对于今后几年的就业形势表示有信心,只有38%的被访者持忧虑的态度。这显示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中国社会调查所李冬民所长指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一番,今后5至10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年至少要保持7%的增长速度,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提供80至100万个就业岗位。另外加入WTO、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都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作为13亿人口中的精英分子,大学生们的潜在就业空间仍然巨大。
“天之骄子”为何成为社会就业负担?
中国所有的学院都急于成为大学,所有大学都恨不得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所有的学生一进校门就被要求成为综合性的人才。这不仅使许多“胸无大志”的青少年丧失了成长的快乐,也导致了所谓“文凭浪费”的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胡奎
大学生就业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
“要认真抓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国务院召开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说。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11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
100多万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遭到人才市场的冷遇,并陷入为了饭碗而抢破头的境地,在多年来为人才缺乏感到苦恼的中国,这个事实看上去有些令人眼花缭乱。
中国大学生真的多了吗?曾经的天之骄子们真的成为社会的就业负担了吗?
1万名“大学生警察”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公安部门是国务院号召的积极响应者。据官方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将从今年高校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中考试录用1万名警察,以弥补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和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此次招警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法学、信息通信、交通工程、物理、化学等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此外,中国公安部门还表示,金融、计算机、法医等专业人才也是他们所急需的,他们甚至考虑“也可以吸收少量大专毕业生”。
在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面前,公安部门的这个举动颇有雪中送炭的意味,也显示出中国行动系统强大的动员力量。
事实的情况是,中国警察队伍构成以往主要以警察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一些地方警察队伍甚至以初高中文化为主,文化水平的普遍较低,成为警察队伍整体素质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呼吁,公安部门要根本改变形象,必须使大学生人才占到足够的比例。但是,一些地方警察机关为了节省经费,甚至宁愿招募文化水平可能更加低下的保安人员,来顶替正规的警察员额,而不愿向大学生人才主动敞开大门。
另一方面,之前不愁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也大都不情愿进入警察队伍。
这种潜在的人才需求差距,在中国的行政和社会系统还有多少呢?——问题不言而喻:许多部门的“人才饥饿”,被各种有形无形的屏障掩盖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指出,今天中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在面临职能转变,管理手段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式将日益现代化,亟需大量的各种专业的大学生人才的进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来自这些部门的就业召唤。他们需要发现?
Q5:杨宣勇是谁?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杨宜勇说:“人口降到七八亿时再放开生育完全来得及,实在生育率上不来,我们还可以引进外来移民。
Q6:2003大学生在校人数
毕业即失业: 谁抢了中国大学生的饭碗 ?
毕业即失业: 谁抢了中国大学生的饭碗 ?
文章来源: 新闻周刊 于 2003-7-15 10:07:00:
毕业,失业?
毕业即失业?这大概是今年大约100万名中国大学毕业生难以回避的困境。这一困境将持续多久,牵扯到成千上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国家资源过度向白领精英阶层集中的现象。整个社会的观念是,大学生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这种带有偏见的社会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们在职业观念上存在着巨大偏差
人才市场的停车场里,横七竖八停着各处来的自行车、助动车。排队的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把门口塞得很满。厚厚的履历表用各色的夹子夹着,一捆一捆地,填没了这只手和那只手之间的空隙。
这些毕业生大清早骑自行车出来,穿越了半个城市,到了人才市场,早饭也不吃,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重点本科1500,普通本科1200,大专不要。”招聘单位的(PR)公关小姐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毕业生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说IT年薪6万么?”
“7万也招过,不要说6万。”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还是不要干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着,“你们不干,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本科毕业生,头几批还没分派完,苏北、西北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海归、硕士、博士、MBA也多得是。高工资的POSITION(职位)是为他们留着的。”
苏北、西北等地的院校,硕士、博士、MBA,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毕业的学生不干活,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干呢?在城市的生活费是要花的,为了做简历,买体面的西装革履,当初父亲母亲为自己上学借的债,自己签约向银行贷的款是要还的。
这段文字,几乎每个时下的读书人都似曾相识。这篇“《多收了三五斗》之大学生就业版”早已在各大学的BBS上流传。
今年是高校扩招生大规模就业的第一年,在经历了1999年的一次大规模扩招之后,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人数在今年激增到212万,相比去年增幅高达46%,是1998年的一倍。但是,人才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并不是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对于中国的100万名大学生和他们背后的100万个家庭来说,从这篇网文中,读出的完全是“心酸”(一位网友语)。
50年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7月2日,毕业典礼结束,办完离校手续后,袁峰领到了绿色封皮的毕业证书。与此同时,他“失业”了。
这本耗尽四年心血拿到的毕业证书,没有给袁峰带来他想要的工作。据官方统计,他已经成为今年约100万名未能签约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
当年参加高考时,袁峰绝不会想到,自己所要面对的是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在中国教育部前不久刚刚公布的就业率中,全国毕业生签约率仅仅为50%左右。
而自1996年国家开始进行就业率统计以来,这个数字还没有低于过75%——1996年至200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部分数据为当年年底统计)。
事实上,如果再相较于此前数十年的国家包分配制度——就业率近100%,这个数字或许是50年来最低的。
两年前,袁峰所学的计算机专业还是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之一。但时至今日,形势已极为严峻。在袁峰的母校——北方工业大学的统计表上,这个专业截至6月23日的就业率只达到了30.15%,成为该校就业率最低的几个专业之一。
而另一个在往年很容易就业的“大热门”——英语专业,更是降到了该校破纪录的22.64%。
虽然各地各校苦乐不均,比如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的就业率超过了90%。上海、广州、西安等地高校签约率已经与去年基本持平,上海市达到73%以上。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波就业难题却是全国性的。
教育部在7月6日说,已签约的全国毕业生超过106万,其中研究生签约率为80%,本科生签约率为60%,专科生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在评述当前形势时,教育部使用的词语是“就业率稳步上升”。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在拿到毕业证的同时,全国还有106万名大学生“暂未就业”。
而去年6月15日,这一数字只有34.8万。
在就业吸收能力很强的广东,今年需安排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17.7万。有关部门预测一次就业率(大学生离校时的就业率)在50%左右,再加上省外高校返粤就业的毕业生,广东估计今年将有7万名大学毕业生暂时找不到工作。
“形势不容乐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评价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这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关系200多万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关系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关系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们,现在都在密切注视着上升的数字。与一个月前相比,大学生就业率已上升了15个百分点。他们相信度过酷暑之后这个数字会再高一些。
去年的统计数字给人们一种期待:在经历了离校时60%左右的低潮之后,形势慢慢向乐观的方向发展,至当年年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攀升到了80%以上。
“这是一个信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一次就业率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真实的情况,重要的是到年底的二次就业率。”
但即使最终可以微笑着翻过这一年,2004年的260万毕业生又将带来一个新的就业高峰。
“这是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没有必要过于渲染,但必须得到重视。”文东茅说。
1500万与100万
1999年中国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使在校大学生人数4年内扩张了一倍以上,这被外国媒体描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跃进”。
扩招对于中国的正面效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尽显。但在目前,袁峰和上百万个中国家庭必须面对一段时间的阵痛。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三个月的“非典”只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意外。
就业之难此前已在大多数人预料之中。在本刊今年4月份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北京化工大学等5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对今年就业形势的预测都是“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而当时“非典”刚刚显山露水。
“原来的预测基本都作废了”,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葛丽梅说。北京化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一度预测今年就业率为85%,“与去年大致持平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突然爆发的“非典”完全推翻了学校当初的预测。
四、五月份本应是学生大规模签约的高峰,但学校纷纷停课、隔离、封校,招聘会也全部停止,只有胆大的少数单位找上门来。
北京林业大学就业服务中心王晓旭副主任当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此时,就业率已经达到50%~60%,今年只有40%左右。而到5月份,北京大学也报告说,签约率比去年低了10个百分点。
不过,大多数接受采访者认为,“非典”对就业的影响是暂时的,他们把就业难主要归因于高速扩招,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严峻,户口、档案等人为就业障碍以及专业设置的不合理。
而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化解的。因此,一个关键的悬念是:就业紧张还会持续多久?
现有的数据表明: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招生计划是以每年10%至30%的速度增长,明年将有260万大学生毕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李守信预测,2004年毕业生260万,2005年达320万。如果按初次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个数字说,到2010年前,毕业生人数将达到350万人以上。
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里,全国就业增长率为1.1%,杨宜勇的研究显示,未来数年中中国就业增长率约为1.1%~1.3%。
中国社科院《2002-200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2001至2005年,中国年均将新增劳动力800多万人,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缺口将达1500万人。
其中,能有多少饭碗留给我们的“天之骄子”大学生呢?
倾其所有的家庭希望落空
“四年来我都非常努力,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形势却是这样的。”袁峰抱怨说。袁的抱怨听起来很动人——这个来自甘肃天水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本期望能够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以补贴大学带给这个家庭的巨大亏空。
袁的父母,是中国偏远的西部省份甘肃省天水市一家国营老厂的职工,母亲早在1993年就下了岗,父母每人每月160元工资,这点钱要维持这个家庭日常必要的开支已非常困难,现在还负担了他们的儿子四年来日益高涨的大学费用。
“我上大学一共花费了将近35000元,不但耗尽了全家多年来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的钱。”袁峰一脸沮丧地说。
而就在四年前,这个家庭还在为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感到荣耀。在整个中国,当年共有52万个家庭在首次大规模扩招中受益,许多父母相信,他们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摆脱贫困地域,或是农业人口的身份限制,向着大城市里的新生活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在国家不再包揽培养大学生的费用后,上大学已成为一种个人投资。据原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钉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七至八万元,其中国家分担了约1/3。
被迫推迟的就业,无疑会影响这些家庭的预期回报。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贫寒家庭来说,它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很多家庭供子女读书可以说倾其所有。
或许是急于收回教育投资的考虑,袁峰曾经放弃了一家小电脑公司同意其担任销售代表的工作机会。
“这个职位技术含量太低,薪水也非常微薄。”性格有些内向的袁峰表示,他最想从事的工作是计算机编程,“这和我所学的知识相符,薪金也相对较高。”
但是,IT业在经历了连续的不景气之后,已经很少有公司会把机会交给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告别了相伴多年的学友,剩下的日子就要自己面对。虽然出身西部,但袁峰并不想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去。“我需要赶快找到工作,赚回我的生活费和偿还家里的欠款。”
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高知识人群就业危机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院的岑狄辉在6月底刚刚毕业,就匆匆赶到了北京,自费参加了一个MBA的培训班。这个持续两年的培训班价格不菲,“但我觉得值得,”岑说,“这给了我一个改变自身专业的机会。”
继续读书,是很多学生选择推迟就业的一种方式。
岑狄辉还在为找到离学习地点较近的房子而发愁,而其同班同学周一超却在浙江的看守所里焦急地等待着法院的判决。
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于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
此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我也签字了,”岑狄辉说,“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希望法院能给他一次机会。”
岑狄辉介绍说,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他一上大学,就决定毕业后要报考公务员,为此放弃了考研和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机会。
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据浙江省教育厅的一项统计,该省当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和研究生达到9.6万人,比去年增长了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
周一超的出轨,肯定只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关心大学生前途的专家们却提醒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失业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忽视。
“高知识人群的就业危机,不但会引起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影响到人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群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在步入社会的关键时刻连续遭受打击,不但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敌视,还可能做出许多过激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警告说。
“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否则后果极其严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也表达了很多人的担忧。(应要求,部分毕业生使用化名)
机构调查:谁抢走了大学生的饭碗
扩招、SARS之祸、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社会和关系因素、用人单位的想法等被认为是引发这场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本刊记者/胡奎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
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就此问题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对2000位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授权中国《新闻周刊》独家披露。
此次被访者中,应届毕业生占60%;家长占20%;社会公众占15%;企业管理人员占5%。
调查显示,截至6月20日,研究生的签约率为80%左右,本科生的签约率为60%左右,专科(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另一个数据是,在已找到工作的100多万学生当中,只有13%对他们即将得到的岗位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调查发现,扩招(72%)、SARS之祸(68%)、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63%)、社会和关系因素(58%)、用人单位的想法(48%)被认为是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就业高压冲击下,大学生们的择业观念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引发难题的五大因素
——扩招的短期影响
中国用短短4年的时间,使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达到了原定于2008年才能实现的15%,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界的一大壮举,对于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有巨大的意义。但72%的被访者认为,在入学率增长的同时,中国就业市场的培育和结构调整并不同步,就业岗位的增长赶不上高校入学率的增长,使大学生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不仅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放大,客观上引发了第一个毕业高峰年的就业难题。
——SARS的直接冲击
肆虐全国达数月的SRAS疫情,对毕业生就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68%的被访者将此作为首选因素。一般来说,四五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签约的高峰期,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从4月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地区,大型供需见面会都纷纷被取消,多数用人单位也暂时取消了招聘计划,用人信息减少,毕业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教育与就业市场不协调
63%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相当不协调。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而人才的有效需求却增长缓慢或持平,其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培养模式不尽合理。例如,去年广州63%的职位空缺集中在电脑、英语、财会等12个专业学系,而建筑、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等人才已经饱和。
——社会和关系因素造成壁垒
一些制度及非制度的社会关系因素,成了许多大学生择业时绕不开的绊脚石。坚硬的户口制度依然是2003年许多毕业生心口的痛。当他们满怀着憧憬准备离开学校奔赴社会舞台时,许多人才切身感受到,穿越户口那层薄纸竟是如此之难。
“非本市户口免谈”的经历,让56%的被访者身心俱疲。71%的被访者表示,在户口问题上有压力。这其中女生占了52%,她们认识到,户口不仅在就业问题上,还在诸如婚姻、生育方面对她们有较大影响。有些财会专业的毕业生抱怨说,由于没有“本市户口”,使他们与许多好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只好另找出路。
激烈的就业竞争,也使许多年轻的毕业生们感受到社会关系的无处不在。在回答能力与关系对就业的影响哪个更重要时,选择后者的学生和家长占53%。24%的毕业生表示——他们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关系。
——薪金:期望与实际相差一倍
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在一些问题上的想法差距较大。调查显示,67%的企业担心以独生子女为主的毕业生们缺乏踏实与实干精神,52%的企业认为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较差,自我中心主义严重。
但大学生们显然对此不服气,他们中71%的人认为自己是能够吃苦耐劳的,76%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够与团队共进退。
双方更严重的差距体现在薪资待遇方面,这可能大大伤害了毕业生们的自信心。61%的企业认为毕业生的薪金要求较高,不切合实际,用这些钱完全可以招聘到一个经验丰富的人;而79%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薪金要求是合适的,与他们的学历、能力相吻合。
例如,在广东,67%的用人单位认为专科生的合理薪金为每月1000元至2000元,更有26%的单位将这一数字定在1000元以下,但过半数的专科毕业生却认为自己的薪金应在2000~4000元。此外,硕士生的期望薪值看上去也普遍过高:25%的用人单位将硕士生的月薪定在3000元以下,但几乎没有学生对此表示认同;38%的单位将硕士生月薪定在3000~4000元间,但认同这一数字的学生则只有14%;另有50%以上的硕士生提出理想薪金为5000元以上,但愿意出这一价钱的单位也只有14%。
毕业生心态:就业第一择业靠后
是先就业还是先择业?在以往的调查中,许多天之骄子们会不经考虑地表示要先择业。但在今年,继续持有这一心态的人只有1/4,多达63%的人选择了先就业。这显示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学生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4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29%的大学生还表示,愿意到中小城市或西部地区去发展。
大学生们在毕业后的走向,呈现出多样化、自主化特点。就业的多样化表现在就业渠道、就业形式、就业过程这几个方面。
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在平稳上升。
考研族仍在大幅增加,毕业后一两年内考研的人数急剧上升,而读研后选择继续深造的,占到考研总人数的50%以上。统计表明,今年全国考研人数达到46万,其中在职考研人数达到26万多人,第一次超过了应届大学生报名人数。法律、MBA、MPA等将成为继续深造的热点专业。
面对就业难的现实,27%的大学生还准备选择自主创业或自由职业。调查显示,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前几年统计只占学生的2%~3%,估计未来将占到5%~10%。
但更多的被访者对此持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他们表示,自主创业虽然是件好事,但自主创业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足够的能力和实干精神以及财力支持,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也不一定人人在二三十岁都能成为张朝阳和丁磊。
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坏事
“就业难还会持续多久?”对于这一问题,9%的被访者预测会持续1年;41%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2~3年;32%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3~5年;18%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5年以上。许多被访者表示,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会改变就业难的问题。
调查中,59%的被访者相当理性地表示,目前这种就业难的状况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社会在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72%的被访者甚至认为,现在的就业难不是一件坏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它是一件好事,就像不久前爆发的SARS危机,让人们发现了中国医疗体制方面的问题一样,大学生就业难也会促使人们发现中国教育体制和就业市场衔接的问题,会给有关部门以警示,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整体而言,虽然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前所未有,但仍有51%的被访者对于今后几年的就业形势表示有信心,只有38%的被访者持忧虑的态度。这显示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中国社会调查所李冬民所长指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一番,今后5至10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年至少要保持7%的增长速度,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提供80至100万个就业岗位。另外加入WTO、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都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作为13亿人口中的精英分子,大学生们的潜在就业空间仍然巨大。
“天之骄子”为何成为社会就业负担?
中国所有的学院都急于成为大学,所有大学都恨不得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所有的学生一进校门就被要求成为综合性的人才。这不仅使许多“胸无大志”的青少年丧失了成长的快乐,也导致了所谓“文凭浪费”的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胡奎
大学生就业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
“要认真抓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国务院召开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说。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11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
100多万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遭到人才市场的冷遇,并陷入为了饭碗而抢破头的境地,在多年来为人才缺乏感到苦恼的中国,这个事实看上去有些令人眼花缭乱。
中国大学生真的多了吗?曾经的天之骄子们真的成为社会的就业负担了吗?
1万名“大学生警察”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公安部门是国务院号召的积极响应者。据官方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将从今年高校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中考试录用1万名警察,以弥补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和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此次招警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法学、信息通信、交通工程、物理、化学等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此外,中国公安部门还表示,金融、计算机、法医等专业人才也是他们所急需的,他们甚至考虑“也可以吸收少量大专毕业生”。
在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面前,公安部门的这个举动颇有雪中送炭的意味,也显示出中国行动系统强大的动员力量。
事实的情况是,中国警察队伍构成以往主要以警察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一些地方警察队伍甚至以初高中文化为主,文化水平的普遍较低,成为警察队伍整体素质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呼吁,公安部门要根本改变形象,必须使大学生人才占到足够的比例。但是,一些地方警察机关为了节省经费,甚至宁愿招募文化水平可能更加低下的保安人员,来顶替正规的警察员额,而不愿向大学生人才主动敞开大门。
另一方面,之前不愁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也大都不情愿进入警察队伍。
这种潜在的人才需求差距,在中国的行政和社会系统还有多少呢?——问题不言而喻:许多部门的“人才饥饿”,被各种有形无形的屏障掩盖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指出,今天中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在面临职能转变,管理手段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式将日益现代化,亟需大量的各种专业的大学生人才的进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来自这些部门的就业召唤。他们需要发现,今天的警务人员绝不只是提供交通和治安管理服务那么简单。
中国大学生并不过剩
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的统计数字,到2002年底,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已经达到1600万人(本科生719万人),比1998年提高了1.7倍之多。单从在校生的绝对数量看,中国已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
与中国相比,美国在1969年到1997年的27年时间内,高等教育的总规模才增长了79%,达到近150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只用4年的时间就走过了美国27年历程,堪称壮举。
但四年后的这场就业危机,使得一些人开始公开批评高等教育的这次“大跃进”
根据教育部2001年的估算,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
今年迄今为止才50%的签约率表明,大学生就业难题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但专家们的看法是,问题可能被夸大了,就业危机不是扩招惹的祸。
蔡指出,与13亿的人口基数相比,大学生数量绝对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因此,高校教育仍需要继续扩大。
相同的观点来自中央教科所战略室主任蒋国华,“美国2亿7千万人口,拥有大学逾4000所。按此比例和规模,中国需要办20,000所大学;若按韩国目前高等教育的规模水平,中国也要办近10,000所大学。”
“中国现在才1000多所普通高校,即使算上成人和民办高校,也不过3000多所,怎么能说多呢?”蒋国华说,中国即使在未来10年、15年内,大学在校生达到3000万人也不为多。
问题是:既然大学生数量从总体上还是缺乏的,为什么又会出现今年这样百万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
凭什么要优待大学生?
拥有知识和能力优势的大学生们,在中国仍被当作特殊群体。
SARS疫情带给中国的就业冲击是显着的。但,相对于数百万同样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来说,大学生们享受到的就业关注和政策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超国民待遇”——中国财政部7月4日发出通知称,2003年应届大学生从事个体经营的,一年内可以免交行政事业性收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联合启动了针对2003年高职毕业生的培训工程,服务对象锁定为尚未找到工作的贫困家庭和农村毕业生。
南京市提出了对贫困大学生实行按专业对口或接近的原则,进行指令性计划分配的措施。甘肃省也提出了对救助贫困大学生就业的一系列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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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大学生在校人数
Q1:粮食年年涨价叫我们低收入的人怎么活,谁来管我们
“物价太离谱!” 中国的物价如豆类涨价太离普,物价部门如果这样放任。我提示:不久将来必逼着大米涨价。中国的大米如果每市斤涨到5元(最低价),中国社会民生将出大问题! ——人民微博广西网友[国王王桑]我想买房结果房价涨了我说我想买车结果油价涨了我说我想买点肉吃结果肉价涨了于是我说那我吃方便面总可以了吧结果方便面也涨价了那我只好成佛佛祖说你终于得道了万里长城万里长烈日炎炎心哇凉年年GDP上涨据说全民奔小康工资好比眉毛短物价犹如头发长遥望楼盘空幻想一年能买几平方——人民微博河南网友[曾经的小兵]中国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靠广大劳苦大众的忍耐,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广大的农民。这些年物价飞涨。农民的粮食又长了多少?我记得九零年小麦就卖到一市斤一元。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小麦的价格才一市斤八毛多。请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理。 ——人民微博河南网友[豫皖地带一粒砂]通胀不期而至!不承认不行啊!大米上涨,蔬菜上涨,豆类上涨,吃的都在涨。今天我去买一个菜包子,1.2元。50克青菜,25克面粉吧。这帐怎么算?发改委说了,给低收入发补贴,很有必要。那中收入呢?中低收入呢?只有降低生活质量吗?国家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百姓生活质量下降,奇者怪也! ——人民微博江苏网友[白雪无垠]“发改委向低收入群体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公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劳动不再光荣’等认识偏差,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人民微博北京网友[史马迁]发改委终于承认通胀了,决定向低收入者发放价格补贴,这正如发放给农民的补贴一样,每亩几十元,而种子、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都在飞速上涨,无论是米农还是菜农都未从补贴中获得真实收入,而米价、菜价又飞速上涨,这一方面在于货币发放过多,一方面在于商贩经营环境的赋税与房租等负担不断加重。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韩令国]发改委:要向城乡低收入群体发临时价格补贴,这是一个极为正确的选择。建议加大发放补贴的力度,并允许粮食及农产品价格和世界接轨。如此一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将得到有效的调整。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周蓬安]发改委叫喊打击价格违法行为,可利器价格监督检查职能早让它给阉割了。发改委把价格监督检查的职能上划,所有的垄断行业价格监管权都集中到十几个人的价格检查司手里,然后把不易操作的所谓哄抬物价工作踹给基层。发改委坐享被监管单位的供享,基层物价局无所适从,这就发改委打击价格违法行为的现实。——人民微博北京网友[贱民不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昨日介绍,22日在京召开了全国物价局长会议,提出严厉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提高价格调控能力,向城乡低收入群体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人民微博湖南网友[森林人生]民以食为天,房地产价格不降(门头房房租占去了90%的利润),小吃的价格就降不下来,带动了物价整体提高,补贴小吃点的经营,必然会大大缓解社会矛盾.一碗货真价实的拉面一块钱,老百姓马上就没有怨言了.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林仲丹]“物价越高 政府信任越低” 房价越调越高,物价也越来越高,而我们政府的信任的且越来越低,保持房价的稳定,怎么样保持好像是政府在和百姓开玩笑,一面高唱稳定,一面房价继续再涨,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房价为什么会越来越高,关键是我们政府的官员的内心深处,根本就不想把房价调整下来,因为官员的房子不是一套而是多套。——人民微博浙江网友[宏深0331]物价局管农产品价格涨价不管房地产飚价?广东部分农产品大幅涨价 物价局派员严打违法行为——人民微博山东网友[诺丁一]中国的市场缺乏国家宏观调控,民生工程就应该政府插手干预,基础的生活物件加以调控,不要盲目搞市场经济,各自为政,搞垄断,非法竞争,往往会造成市场一片混乱。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总观望着地方政府占山为王,相互勾结,把人民整的民不聊生,我希望国家要把房地产,医疗,保险,物价,衣食住行搞好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席秋然]有些人为富不仁,甚至染指国计民生的一些物资,房子、大蒜、豆子、药材煤炭、粮食,他们哄抬物价、干扰市场。国家不能对此束手无策.——人民微博吉林网友[丢马老头]这个社会的物价到底政府管不管?蒜价抬高不是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而是进入了二道贩子或者炒作者之手,那么这些二道贩子或者炒作者到底是不是在挑战这个社会的稳定?房地产商是不是也在挑战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老百姓的利益?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东方之诺]“中国特色的物价与统计”,,,各级政府官员是应该关注数字还是真实存在的现实状况,,,醒一醒吧 ——人民微博四川网友[栀子(夏日飘雪)]“收入追不上物价 看穷人如何补贴富人?” 物价是大步向前步步高工资是旱地泉眼慢慢渗 ——人民微博河北网友[白洋淀李泽辉]物价和工资不一致意味着什么?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assassion]物价猛涨,停工停产. ——人民微博江西网友[猫0001]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1千多,新农村建设,一来一去,少的也要贴掉10多万元,多的不用说了,现在物价这么高,出门都要用钱,把所有的积蓄用光,甚至还要背债,这叫百姓如何过日子。搞建设当然是好事,但先要为民众考虑。。 ——人民微博江苏网友[平凡布衣]现实生活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工资原地不动,物价飞涨,房价让人仰视。中部地区工资还停留在 800-1200元,让人怎么活? ——人民微博江西网友[剑庸]物价在不断地上涨,生活在不断的下降。钱该怎么去挣???、 ——人民微博甘肃网友[baishayan888]工资涨不涨对官员来说,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们不缺少灰色收入,对我们百姓来说,工资涨,就意味着物价涨,物价涨的比重要比工资涨得疯狂,我们永远追不上物价的速度,等于工资白涨,没涨。 ——人民微博北京网友[席秋然]另一方面,由于物价飞涨(不要看CPI,看菜市场),利息收入与实际通胀率相比是负利率,至少要负5个百分点,这等于向存款的老百姓征收家庭储蓄税,或者说穷人贴补富人、贷款者。 ——人民微博山东网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当然,百姓因为收入少,对物价的变动肯定是很敏感普通的。一个月多用一百块钱,很可能就要有财政上的危机了。很多底层的百姓,一块钱都是要预算着用的。 ——人民微博广东网友[风雨同途]
Q2:精准扶贫一高于、一接近、一扭转指什么
一高于 :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一接近 :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一扭转:
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扩展资料
实施计划:
理清一思路。围绕农村扶贫开发“两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一扭转”总体目标,确立以脱贫攻坚总揽全局的全县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总纲和扶贫发展思路;紧扣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脱贫出列考核指标体系,
明确民房建设、道路交通、人畜饮水、村卫生室、垃圾处理、活动场所、全面通电、广播电视,通信网络等9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明确产业政策、教育脱贫政策、医疗保障政策、养老保障政策、生态补偿政策、培训落实政策、政府兜底政策、项目覆盖政策等8个方面的政策兑现细则,全面理清大干脱贫攻坚的目标思路。
画好一张图。根据脱贫攻坚“五个一批”工作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抓住关键环节,制定全县发展产业脱贫、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教育支持脱贫、转移就业脱贫、健康救助脱贫、生态保护脱贫、兜底保障脱贫“七个一批”工作实施方案,
有力有效推进全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尤其是进一步完善31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建设规划,重点解决村组道路硬化、串户路、雨污分流、活动室、公共厕所、村垃圾池、人畜分离等环境综合治理。
参考资料:
人民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如何扭转?(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⑨)
百度百科:精准扶贫
维西县委宣传部:【明白卡】脱贫攻坚政策解读(连载)
云南日报:七个一”精准扶贫
Q3:人民日报:谁是弱势群体
人民日报:谁是弱势群体?
2010年11月11日 09:20:39 来源:网络
谁是弱势群体?收入差距加大致国民弱势心理蔓延
1. 有车族、大学教授等纷纷自称为“弱势群体”
——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让“弱势心理”蔓延
“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记者问。
“是的,我属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这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在国企、外企有着固定工作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
“中等收入,下等生活”,“房价菜价一起涨,弱势群体难招架”,“大学教授也是弱势群体”,“医生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在互联网的各种论坛里,有关弱势群体的帖子也常常应者云集。
“弱势群体”不是新词汇。早在200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就正式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之后,社会上一般将“弱势群体”的范围定义为“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等特定人群。
可如今,连开私家车的人都说自己“弱势”,是不是太过矫情?
“这些人,光和特别有钱的人比。一个月拿1万多、经常坐飞机,还说弱势!”田林3年前从贵州一家军工企业退休,近40年的工龄,月养老金刚过1500元。“我们厂里好多高工,当年也是复旦、同济毕业的高材生,现在退休了也就拿两三千元。他们还没抱怨,大城市里每月赚1万多的小年轻却天天喊穷,真是可笑。”
章德旺不这么认为。他从黑龙江农村老家出来,帮老乡管理一家小建筑公司,年收入10来万。“别看有点钱,我仍然属于弱势群体。”老章说:“每到一个地方,你得先请有关部门的人吃饭。安排到位啥都好办,安排不好就找茬,拿粉尘、噪音说事儿,让你干不下去。一个村委会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够呛!不送红包,村里就设路障堵车。更别说为了拿项目盖章、贷款啥的,老难了!”他抱怨“挣点钱,低声下气”。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指出,界定“弱势群体”主要有三个标准:
按经济学标准,弱势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徘徊在贫困线边缘;就业不稳定,容易失业;工作条件恶劣;缺乏社会保障,等等。按社会学标准,则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融合度等特征,比如一些职业虽然收入高,但缺乏社会尊重或者“难登大雅之堂”,从业者觉得被社会边缘化;再比如很多大城市的“城中村”,居民和外界缺乏沟通,语言、文化等也不相容,心理上有孤绝感。按照政治标准,则涉及个人的权利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受到社会的歧视等等。
如今那么多并不符合上述标准的人认为自己“弱势”,原因何在?
“随着经济社会加快转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给人们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李实说,近几年,虽然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财富在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面对一掷千金的高收入阶层,普通百姓包括白领阶层普遍感觉经济上受挤压,社会地位快速下滑。“再比如,近几年随着资源向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集中,小企业的生存开始变得艰难,有遭受排挤的‘不公平’感。此外,个别权力部门的‘寻租’问题还十分突出,使一些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强势’者仍然无助甚至缺乏安全感。”李实说。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
2. 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构成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
——在中国仍然有超过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城市底层居民生活困难
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广告在夜色里很打眼。可这些奢侈品商标,出租车司机李云强一个都拼不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走过的时尚男女,只为有人招呼他“拉活儿”。
老李一个月3000多元左右的收入支撑着全家的开支。“在北京,这点钱真不够花。老婆从不去超市买菜,总是赶在大市场收摊时买人家挑剩下的‘堆儿菜’。”开了16年出租,他的颈椎、腰椎都不好,但还顾不上看病。“家里存款不多,怕不够孩子上大学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势群体谁是?”老李指着商场大门说:“那些人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可能一年都挣不回来。”
住在河北燕郊的王元菲每晚都到住家附近的几个小区翻捡居民垃圾箱。“物业的清洁工早晨才来,我能捡到不少有用的东西。”王元菲56岁,她和丈夫都没有工作,生活全靠吃低保。最近物价涨得厉害,她说如果自己不出来“拾荒”,家里吃饭、水电费都成问题。捡回来的东西堆在院里味道不好,左邻右舍都有意见,这叫王元菲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年近七旬的刘四玲常年在五台山西峰顶上乞讨。高海拔的日晒在她脸上、手上留下了一层硬痂。别人劝她进城讨去,她舍不得家里的瘫痪儿子。刘四玲告诉记者,家里的地被“开发”了,但给她的补偿款比别人少。她找到村委会,人家三两句就把她打发走。“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能找谁说理去!”
尽管有专家说,“弱势群体”是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但在当下的中国,像王元菲、刘四玲这样的人,无疑是绝对的“弱者”。
“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中的绝大部分人、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人口。”李实说,由于农业生产具有“靠天吃饭”的特点,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状况非常不稳定。进城的农民工也常常被按照“二类公民”对待,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收入低、保障差。以城市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中,有些人的生活还比不上有土地作为最后保障的农民,当现金性收入断绝的时候,城市贫困家庭连吃饭都成为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中国仍有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9年,城市低保户2340万人,月人均补助160元。尽管近年来政府千方百计提高救助标准,降低救助门槛,但许多城市困难家庭依然打短工、住棚户,生活困顿不堪。“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的穷人有多穷。”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贫困仍被严重低估,实际的贫困人口数,约占总人口8%以上。
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近年来,征地强拆、黑砖窑、工资拖欠等事件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全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居民等人群。
3. 谁在听他们说,谁能为他们说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是扶持“弱势群体”的重要方面
李云强目前每个月开出租能挣8000多,但是要交5000元左右的“份儿钱”。所有的司机都抱怨“份儿钱”重,可没人敢和老板说不。“谁敢跟‘饭碗’叫板?现在出租公司都是私营的,找个借口就能把你开除。”李云强回忆,十来年前报纸上还替他们呼吁过这事儿,但现在没人提了。
拾荒的王元菲家里有个小电视,她也偶尔翻看那些拣回来的报纸、杂志。“我觉得现在的电视剧、报纸什么的都在说有钱人的生活,好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根本不存在。”
农民出身的小老板章德旺现在经常上网。他注意到近几年一些事件通过网络“炒热”后,确实帮很多基层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不过,又有几个农民是舍得买电脑、上网的?”章德旺认为网民发帖并不能完全代表群众的声音,“有的网站为了点击率故意扯玄,据说现在还有专门发帖的公司。”他说,今年以来一些农产品价格涨幅比较快,网络上替城里人抱怨的多,为农民说话的少,那是因为“谁用得起,谁的嗓门就大。”
“媒体话题一般追求新闻效应,甚至在筛选事实。在一个社会中,传媒对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公众对弱势群体的认识,乃至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指出,多给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会,媒体的责任重大。
“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取舍,这让国家的很多政策一到基层就走样儿,效率、针对性打折扣,比如盖办公楼不差钱,扶贫却捉襟见肘。但政府和官员也同时面对舆论压力,如果媒体能多反映农民和底层市民的生活现状并传达他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确能引起管理部门对弱势群体的重视。”李实说。
“北京有7万名出租司机,可都是散兵游勇、孤立无援,”李云强觉得应该有工会之类的组织替大家出头,跟老板讨价还价。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必须建立利益诉求凝聚和表达的组织依托,即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者。比如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机构的作用,形成在政府领导下的协商对话制度、利益表达和博弈制度。
“打不起官司”让很多“弱势群体”面对自身权益受损时,因为维权成本过大而选择了沉默和放弃。专家指出,对经济、文化和法律意识等处于不利局面的“弱势群体”实施法律援助,使他们能够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护,是政府的责任。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法律援助机构3000多个,拥有专职人员1.2万多人,但相对社会需求依然远远不足。
4. 让“弱势群体”早日富起来、强起来
——“弱势群体”大量存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表现。要加大公共政策对其倾斜力度
“任何社会当中都有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李实认为,特别是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缺位,弱势群体的问题尤为突出。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橄榄型的社会构架,但他们也同样经历过因弱势群体庞大而导致各类社会问题积聚的阶段。比如美国在二战前的大萧条时期就是这种情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逐步在公共政策上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完善再分配政策,增加福利保障等等,来慢慢消除社会矛盾。
解决中国目前“弱势群体”的问题,同样需要从公共政策入手。
——让弱势群体富起来。“最近刚刚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突出了‘民富’宗旨,我认为这其中要特别突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居民收入要提速,重点应放在‘提低’上,穷人涨工资得‘快上加快’,这才能缩小收入差距。而这涉及到收入增长计划、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等政策的调整,是个系统工程。比如用公共财政给保障房、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再比如扩大补贴范围、提高低保金发放标准、实现低保金与物价联动等等。
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事业投入的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加公共产品供应种类与数量,让低收入群众享受均等公共服务与及时社会救助。”李实说。有专家测算,如果在“十二五”期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较大进展,至少应当减少基尼系数0.05,将基尼系数从目前的0.48减少到0.43左右。
——让弱势群体强起来。“比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快消除对进城农民工‘身份歧视’,让他们享受平等的就业、保障和子女教育政策;发展民间社团组织,鼓励劳资之间开展薪酬、福利谈判;保障流动人口的选举权和参与社区事务权,等等。此外,掌握话语权的各类媒体,也应该增加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反映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促使全社会从感情上接纳弱势群体,在行动上关注弱势群体,在各种制度设计时照顾弱势群体,把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当作构建和谐社会的头等大事。”李实说。
Q4:2003年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是多少?
毕业即失业: 谁抢了中国大学生的饭碗 ?
毕业即失业: 谁抢了中国大学生的饭碗 ?
文章来源: 新闻周刊 于 2003-7-15 10:07:00:
毕业,失业?
毕业即失业?这大概是今年大约100万名中国大学毕业生难以回避的困境。这一困境将持续多久,牵扯到成千上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国家资源过度向白领精英阶层集中的现象。整个社会的观念是,大学生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这种带有偏见的社会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们在职业观念上存在着巨大偏差
人才市场的停车场里,横七竖八停着各处来的自行车、助动车。排队的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把门口塞得很满。厚厚的履历表用各色的夹子夹着,一捆一捆地,填没了这只手和那只手之间的空隙。
这些毕业生大清早骑自行车出来,穿越了半个城市,到了人才市场,早饭也不吃,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重点本科1500,普通本科1200,大专不要。”招聘单位的(PR)公关小姐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毕业生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说IT年薪6万么?”
“7万也招过,不要说6万。”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还是不要干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着,“你们不干,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本科毕业生,头几批还没分派完,苏北、西北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海归、硕士、博士、MBA也多得是。高工资的POSITION(职位)是为他们留着的。”
苏北、西北等地的院校,硕士、博士、MBA,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毕业的学生不干活,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干呢?在城市的生活费是要花的,为了做简历,买体面的西装革履,当初父亲母亲为自己上学借的债,自己签约向银行贷的款是要还的。
这段文字,几乎每个时下的读书人都似曾相识。这篇“《多收了三五斗》之大学生就业版”早已在各大学的BBS上流传。
今年是高校扩招生大规模就业的第一年,在经历了1999年的一次大规模扩招之后,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人数在今年激增到212万,相比去年增幅高达46%,是1998年的一倍。但是,人才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并不是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对于中国的100万名大学生和他们背后的100万个家庭来说,从这篇网文中,读出的完全是“心酸”(一位网友语)。
50年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7月2日,毕业典礼结束,办完离校手续后,袁峰领到了绿色封皮的毕业证书。与此同时,他“失业”了。
这本耗尽四年心血拿到的毕业证书,没有给袁峰带来他想要的工作。据官方统计,他已经成为今年约100万名未能签约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
当年参加高考时,袁峰绝不会想到,自己所要面对的是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在中国教育部前不久刚刚公布的就业率中,全国毕业生签约率仅仅为50%左右。
而自1996年国家开始进行就业率统计以来,这个数字还没有低于过75%——1996年至200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部分数据为当年年底统计)。
事实上,如果再相较于此前数十年的国家包分配制度——就业率近100%,这个数字或许是50年来最低的。
两年前,袁峰所学的计算机专业还是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之一。但时至今日,形势已极为严峻。在袁峰的母校——北方工业大学的统计表上,这个专业截至6月23日的就业率只达到了30.15%,成为该校就业率最低的几个专业之一。
而另一个在往年很容易就业的“大热门”——英语专业,更是降到了该校破纪录的22.64%。
虽然各地各校苦乐不均,比如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的就业率超过了90%。上海、广州、西安等地高校签约率已经与去年基本持平,上海市达到73%以上。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波就业难题却是全国性的。
教育部在7月6日说,已签约的全国毕业生超过106万,其中研究生签约率为80%,本科生签约率为60%,专科生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在评述当前形势时,教育部使用的词语是“就业率稳步上升”。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在拿到毕业证的同时,全国还有106万名大学生“暂未就业”。
而去年6月15日,这一数字只有34.8万。
在就业吸收能力很强的广东,今年需安排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17.7万。有关部门预测一次就业率(大学生离校时的就业率)在50%左右,再加上省外高校返粤就业的毕业生,广东估计今年将有7万名大学毕业生暂时找不到工作。
“形势不容乐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评价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这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关系200多万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关系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关系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们,现在都在密切注视着上升的数字。与一个月前相比,大学生就业率已上升了15个百分点。他们相信度过酷暑之后这个数字会再高一些。
去年的统计数字给人们一种期待:在经历了离校时60%左右的低潮之后,形势慢慢向乐观的方向发展,至当年年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攀升到了80%以上。
“这是一个信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一次就业率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真实的情况,重要的是到年底的二次就业率。”
但即使最终可以微笑着翻过这一年,2004年的260万毕业生又将带来一个新的就业高峰。
“这是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没有必要过于渲染,但必须得到重视。”文东茅说。
1500万与100万
1999年中国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使在校大学生人数4年内扩张了一倍以上,这被外国媒体描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跃进”。
扩招对于中国的正面效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尽显。但在目前,袁峰和上百万个中国家庭必须面对一段时间的阵痛。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三个月的“非典”只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意外。
就业之难此前已在大多数人预料之中。在本刊今年4月份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北京化工大学等5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对今年就业形势的预测都是“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而当时“非典”刚刚显山露水。
“原来的预测基本都作废了”,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葛丽梅说。北京化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一度预测今年就业率为85%,“与去年大致持平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突然爆发的“非典”完全推翻了学校当初的预测。
四、五月份本应是学生大规模签约的高峰,但学校纷纷停课、隔离、封校,招聘会也全部停止,只有胆大的少数单位找上门来。
北京林业大学就业服务中心王晓旭副主任当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此时,就业率已经达到50%~60%,今年只有40%左右。而到5月份,北京大学也报告说,签约率比去年低了10个百分点。
不过,大多数接受采访者认为,“非典”对就业的影响是暂时的,他们把就业难主要归因于高速扩招,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严峻,户口、档案等人为就业障碍以及专业设置的不合理。
而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化解的。因此,一个关键的悬念是:就业紧张还会持续多久?
现有的数据表明: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招生计划是以每年10%至30%的速度增长,明年将有260万大学生毕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李守信预测,2004年毕业生260万,2005年达320万。如果按初次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个数字说,到2010年前,毕业生人数将达到350万人以上。
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里,全国就业增长率为1.1%,杨宜勇的研究显示,未来数年中中国就业增长率约为1.1%~1.3%。
中国社科院《2002-200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2001至2005年,中国年均将新增劳动力800多万人,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缺口将达1500万人。
其中,能有多少饭碗留给我们的“天之骄子”大学生呢?
倾其所有的家庭希望落空
“四年来我都非常努力,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形势却是这样的。”袁峰抱怨说。袁的抱怨听起来很动人——这个来自甘肃天水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本期望能够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以补贴大学带给这个家庭的巨大亏空。
袁的父母,是中国偏远的西部省份甘肃省天水市一家国营老厂的职工,母亲早在1993年就下了岗,父母每人每月160元工资,这点钱要维持这个家庭日常必要的开支已非常困难,现在还负担了他们的儿子四年来日益高涨的大学费用。
“我上大学一共花费了将近35000元,不但耗尽了全家多年来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的钱。”袁峰一脸沮丧地说。
而就在四年前,这个家庭还在为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感到荣耀。在整个中国,当年共有52万个家庭在首次大规模扩招中受益,许多父母相信,他们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摆脱贫困地域,或是农业人口的身份限制,向着大城市里的新生活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在国家不再包揽培养大学生的费用后,上大学已成为一种个人投资。据原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钉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七至八万元,其中国家分担了约1/3。
被迫推迟的就业,无疑会影响这些家庭的预期回报。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贫寒家庭来说,它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很多家庭供子女读书可以说倾其所有。
或许是急于收回教育投资的考虑,袁峰曾经放弃了一家小电脑公司同意其担任销售代表的工作机会。
“这个职位技术含量太低,薪水也非常微薄。”性格有些内向的袁峰表示,他最想从事的工作是计算机编程,“这和我所学的知识相符,薪金也相对较高。”
但是,IT业在经历了连续的不景气之后,已经很少有公司会把机会交给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告别了相伴多年的学友,剩下的日子就要自己面对。虽然出身西部,但袁峰并不想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去。“我需要赶快找到工作,赚回我的生活费和偿还家里的欠款。”
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高知识人群就业危机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院的岑狄辉在6月底刚刚毕业,就匆匆赶到了北京,自费参加了一个MBA的培训班。这个持续两年的培训班价格不菲,“但我觉得值得,”岑说,“这给了我一个改变自身专业的机会。”
继续读书,是很多学生选择推迟就业的一种方式。
岑狄辉还在为找到离学习地点较近的房子而发愁,而其同班同学周一超却在浙江的看守所里焦急地等待着法院的判决。
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于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
此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我也签字了,”岑狄辉说,“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希望法院能给他一次机会。”
岑狄辉介绍说,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他一上大学,就决定毕业后要报考公务员,为此放弃了考研和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机会。
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据浙江省教育厅的一项统计,该省当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和研究生达到9.6万人,比去年增长了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
周一超的出轨,肯定只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关心大学生前途的专家们却提醒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失业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忽视。
“高知识人群的就业危机,不但会引起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影响到人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群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在步入社会的关键时刻连续遭受打击,不但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敌视,还可能做出许多过激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警告说。
“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否则后果极其严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也表达了很多人的担忧。(应要求,部分毕业生使用化名)
机构调查:谁抢走了大学生的饭碗
扩招、SARS之祸、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社会和关系因素、用人单位的想法等被认为是引发这场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本刊记者/胡奎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
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就此问题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对2000位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授权中国《新闻周刊》独家披露。
此次被访者中,应届毕业生占60%;家长占20%;社会公众占15%;企业管理人员占5%。
调查显示,截至6月20日,研究生的签约率为80%左右,本科生的签约率为60%左右,专科(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另一个数据是,在已找到工作的100多万学生当中,只有13%对他们即将得到的岗位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调查发现,扩招(72%)、SARS之祸(68%)、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63%)、社会和关系因素(58%)、用人单位的想法(48%)被认为是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就业高压冲击下,大学生们的择业观念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引发难题的五大因素
——扩招的短期影响
中国用短短4年的时间,使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达到了原定于2008年才能实现的15%,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界的一大壮举,对于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有巨大的意义。但72%的被访者认为,在入学率增长的同时,中国就业市场的培育和结构调整并不同步,就业岗位的增长赶不上高校入学率的增长,使大学生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不仅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放大,客观上引发了第一个毕业高峰年的就业难题。
——SARS的直接冲击
肆虐全国达数月的SRAS疫情,对毕业生就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68%的被访者将此作为首选因素。一般来说,四五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签约的高峰期,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从4月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地区,大型供需见面会都纷纷被取消,多数用人单位也暂时取消了招聘计划,用人信息减少,毕业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教育与就业市场不协调
63%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相当不协调。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而人才的有效需求却增长缓慢或持平,其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培养模式不尽合理。例如,去年广州63%的职位空缺集中在电脑、英语、财会等12个专业学系,而建筑、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等人才已经饱和。
——社会和关系因素造成壁垒
一些制度及非制度的社会关系因素,成了许多大学生择业时绕不开的绊脚石。坚硬的户口制度依然是2003年许多毕业生心口的痛。当他们满怀着憧憬准备离开学校奔赴社会舞台时,许多人才切身感受到,穿越户口那层薄纸竟是如此之难。
“非本市户口免谈”的经历,让56%的被访者身心俱疲。71%的被访者表示,在户口问题上有压力。这其中女生占了52%,她们认识到,户口不仅在就业问题上,还在诸如婚姻、生育方面对她们有较大影响。有些财会专业的毕业生抱怨说,由于没有“本市户口”,使他们与许多好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只好另找出路。
激烈的就业竞争,也使许多年轻的毕业生们感受到社会关系的无处不在。在回答能力与关系对就业的影响哪个更重要时,选择后者的学生和家长占53%。24%的毕业生表示——他们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关系。
——薪金:期望与实际相差一倍
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在一些问题上的想法差距较大。调查显示,67%的企业担心以独生子女为主的毕业生们缺乏踏实与实干精神,52%的企业认为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较差,自我中心主义严重。
但大学生们显然对此不服气,他们中71%的人认为自己是能够吃苦耐劳的,76%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够与团队共进退。
双方更严重的差距体现在薪资待遇方面,这可能大大伤害了毕业生们的自信心。61%的企业认为毕业生的薪金要求较高,不切合实际,用这些钱完全可以招聘到一个经验丰富的人;而79%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薪金要求是合适的,与他们的学历、能力相吻合。
例如,在广东,67%的用人单位认为专科生的合理薪金为每月1000元至2000元,更有26%的单位将这一数字定在1000元以下,但过半数的专科毕业生却认为自己的薪金应在2000~4000元。此外,硕士生的期望薪值看上去也普遍过高:25%的用人单位将硕士生的月薪定在3000元以下,但几乎没有学生对此表示认同;38%的单位将硕士生月薪定在3000~4000元间,但认同这一数字的学生则只有14%;另有50%以上的硕士生提出理想薪金为5000元以上,但愿意出这一价钱的单位也只有14%。
毕业生心态:就业第一择业靠后
是先就业还是先择业?在以往的调查中,许多天之骄子们会不经考虑地表示要先择业。但在今年,继续持有这一心态的人只有¼,多达63%的人选择了先就业。这显示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学生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4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29%的大学生还表示,愿意到中小城市或西部地区去发展。
大学生们在毕业后的走向,呈现出多样化、自主化特点。就业的多样化表现在就业渠道、就业形式、就业过程这几个方面。
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在平稳上升。
考研族仍在大幅增加,毕业后一两年内考研的人数急剧上升,而读研后选择继续深造的,占到考研总人数的50%以上。统计表明,今年全国考研人数达到46万,其中在职考研人数达到26万多人,第一次超过了应届大学生报名人数。法律、MBA、MPA等将成为继续深造的热点专业。
面对就业难的现实,27%的大学生还准备选择自主创业或自由职业。调查显示,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前几年统计只占学生的2%~3%,估计未来将占到5%~10%。
但更多的被访者对此持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他们表示,自主创业虽然是件好事,但自主创业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足够的能力和实干精神以及财力支持,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也不一定人人在二三十岁都能成为张朝阳和丁磊。
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坏事
“就业难还会持续多久?”对于这一问题,9%的被访者预测会持续1年;41%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2~3年;32%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3~5年;18%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5年以上。许多被访者表示,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会改变就业难的问题。
调查中,59%的被访者相当理性地表示,目前这种就业难的状况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社会在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72%的被访者甚至认为,现在的就业难不是一件坏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它是一件好事,就像不久前爆发的SARS危机,让人们发现了中国医疗体制方面的问题一样,大学生就业难也会促使人们发现中国教育体制和就业市场衔接的问题,会给有关部门以警示,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整体而言,虽然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前所未有,但仍有51%的被访者对于今后几年的就业形势表示有信心,只有38%的被访者持忧虑的态度。这显示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中国社会调查所李冬民所长指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一番,今后5至10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年至少要保持7%的增长速度,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提供80至100万个就业岗位。另外加入WTO、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都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作为13亿人口中的精英分子,大学生们的潜在就业空间仍然巨大。
“天之骄子”为何成为社会就业负担?
中国所有的学院都急于成为大学,所有大学都恨不得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所有的学生一进校门就被要求成为综合性的人才。这不仅使许多“胸无大志”的青少年丧失了成长的快乐,也导致了所谓“文凭浪费”的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胡奎
大学生就业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
“要认真抓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国务院召开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说。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11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
100多万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遭到人才市场的冷遇,并陷入为了饭碗而抢破头的境地,在多年来为人才缺乏感到苦恼的中国,这个事实看上去有些令人眼花缭乱。
中国大学生真的多了吗?曾经的天之骄子们真的成为社会的就业负担了吗?
1万名“大学生警察”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公安部门是国务院号召的积极响应者。据官方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将从今年高校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中考试录用1万名警察,以弥补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和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此次招警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法学、信息通信、交通工程、物理、化学等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此外,中国公安部门还表示,金融、计算机、法医等专业人才也是他们所急需的,他们甚至考虑“也可以吸收少量大专毕业生”。
在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面前,公安部门的这个举动颇有雪中送炭的意味,也显示出中国行动系统强大的动员力量。
事实的情况是,中国警察队伍构成以往主要以警察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一些地方警察队伍甚至以初高中文化为主,文化水平的普遍较低,成为警察队伍整体素质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呼吁,公安部门要根本改变形象,必须使大学生人才占到足够的比例。但是,一些地方警察机关为了节省经费,甚至宁愿招募文化水平可能更加低下的保安人员,来顶替正规的警察员额,而不愿向大学生人才主动敞开大门。
另一方面,之前不愁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也大都不情愿进入警察队伍。
这种潜在的人才需求差距,在中国的行政和社会系统还有多少呢?——问题不言而喻:许多部门的“人才饥饿”,被各种有形无形的屏障掩盖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指出,今天中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在面临职能转变,管理手段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式将日益现代化,亟需大量的各种专业的大学生人才的进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来自这些部门的就业召唤。他们需要发现?
Q5:杨宣勇是谁?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杨宜勇说:“人口降到七八亿时再放开生育完全来得及,实在生育率上不来,我们还可以引进外来移民。
Q6:2003大学生在校人数
毕业即失业: 谁抢了中国大学生的饭碗 ?
毕业即失业: 谁抢了中国大学生的饭碗 ?
文章来源: 新闻周刊 于 2003-7-15 10:07:00:
毕业,失业?
毕业即失业?这大概是今年大约100万名中国大学毕业生难以回避的困境。这一困境将持续多久,牵扯到成千上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国家资源过度向白领精英阶层集中的现象。整个社会的观念是,大学生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这种带有偏见的社会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们在职业观念上存在着巨大偏差
人才市场的停车场里,横七竖八停着各处来的自行车、助动车。排队的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把门口塞得很满。厚厚的履历表用各色的夹子夹着,一捆一捆地,填没了这只手和那只手之间的空隙。
这些毕业生大清早骑自行车出来,穿越了半个城市,到了人才市场,早饭也不吃,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重点本科1500,普通本科1200,大专不要。”招聘单位的(PR)公关小姐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毕业生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说IT年薪6万么?”
“7万也招过,不要说6万。”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还是不要干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着,“你们不干,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本科毕业生,头几批还没分派完,苏北、西北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海归、硕士、博士、MBA也多得是。高工资的POSITION(职位)是为他们留着的。”
苏北、西北等地的院校,硕士、博士、MBA,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毕业的学生不干活,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干呢?在城市的生活费是要花的,为了做简历,买体面的西装革履,当初父亲母亲为自己上学借的债,自己签约向银行贷的款是要还的。
这段文字,几乎每个时下的读书人都似曾相识。这篇“《多收了三五斗》之大学生就业版”早已在各大学的BBS上流传。
今年是高校扩招生大规模就业的第一年,在经历了1999年的一次大规模扩招之后,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人数在今年激增到212万,相比去年增幅高达46%,是1998年的一倍。但是,人才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并不是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对于中国的100万名大学生和他们背后的100万个家庭来说,从这篇网文中,读出的完全是“心酸”(一位网友语)。
50年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7月2日,毕业典礼结束,办完离校手续后,袁峰领到了绿色封皮的毕业证书。与此同时,他“失业”了。
这本耗尽四年心血拿到的毕业证书,没有给袁峰带来他想要的工作。据官方统计,他已经成为今年约100万名未能签约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
当年参加高考时,袁峰绝不会想到,自己所要面对的是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在中国教育部前不久刚刚公布的就业率中,全国毕业生签约率仅仅为50%左右。
而自1996年国家开始进行就业率统计以来,这个数字还没有低于过75%——1996年至200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部分数据为当年年底统计)。
事实上,如果再相较于此前数十年的国家包分配制度——就业率近100%,这个数字或许是50年来最低的。
两年前,袁峰所学的计算机专业还是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之一。但时至今日,形势已极为严峻。在袁峰的母校——北方工业大学的统计表上,这个专业截至6月23日的就业率只达到了30.15%,成为该校就业率最低的几个专业之一。
而另一个在往年很容易就业的“大热门”——英语专业,更是降到了该校破纪录的22.64%。
虽然各地各校苦乐不均,比如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的就业率超过了90%。上海、广州、西安等地高校签约率已经与去年基本持平,上海市达到73%以上。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波就业难题却是全国性的。
教育部在7月6日说,已签约的全国毕业生超过106万,其中研究生签约率为80%,本科生签约率为60%,专科生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在评述当前形势时,教育部使用的词语是“就业率稳步上升”。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在拿到毕业证的同时,全国还有106万名大学生“暂未就业”。
而去年6月15日,这一数字只有34.8万。
在就业吸收能力很强的广东,今年需安排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17.7万。有关部门预测一次就业率(大学生离校时的就业率)在50%左右,再加上省外高校返粤就业的毕业生,广东估计今年将有7万名大学毕业生暂时找不到工作。
“形势不容乐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评价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这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关系200多万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关系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关系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们,现在都在密切注视着上升的数字。与一个月前相比,大学生就业率已上升了15个百分点。他们相信度过酷暑之后这个数字会再高一些。
去年的统计数字给人们一种期待:在经历了离校时60%左右的低潮之后,形势慢慢向乐观的方向发展,至当年年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攀升到了80%以上。
“这是一个信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一次就业率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真实的情况,重要的是到年底的二次就业率。”
但即使最终可以微笑着翻过这一年,2004年的260万毕业生又将带来一个新的就业高峰。
“这是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没有必要过于渲染,但必须得到重视。”文东茅说。
1500万与100万
1999年中国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使在校大学生人数4年内扩张了一倍以上,这被外国媒体描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跃进”。
扩招对于中国的正面效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尽显。但在目前,袁峰和上百万个中国家庭必须面对一段时间的阵痛。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三个月的“非典”只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意外。
就业之难此前已在大多数人预料之中。在本刊今年4月份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北京化工大学等5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对今年就业形势的预测都是“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而当时“非典”刚刚显山露水。
“原来的预测基本都作废了”,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葛丽梅说。北京化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一度预测今年就业率为85%,“与去年大致持平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突然爆发的“非典”完全推翻了学校当初的预测。
四、五月份本应是学生大规模签约的高峰,但学校纷纷停课、隔离、封校,招聘会也全部停止,只有胆大的少数单位找上门来。
北京林业大学就业服务中心王晓旭副主任当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此时,就业率已经达到50%~60%,今年只有40%左右。而到5月份,北京大学也报告说,签约率比去年低了10个百分点。
不过,大多数接受采访者认为,“非典”对就业的影响是暂时的,他们把就业难主要归因于高速扩招,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严峻,户口、档案等人为就业障碍以及专业设置的不合理。
而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化解的。因此,一个关键的悬念是:就业紧张还会持续多久?
现有的数据表明: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招生计划是以每年10%至30%的速度增长,明年将有260万大学生毕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李守信预测,2004年毕业生260万,2005年达320万。如果按初次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个数字说,到2010年前,毕业生人数将达到350万人以上。
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里,全国就业增长率为1.1%,杨宜勇的研究显示,未来数年中中国就业增长率约为1.1%~1.3%。
中国社科院《2002-200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2001至2005年,中国年均将新增劳动力800多万人,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缺口将达1500万人。
其中,能有多少饭碗留给我们的“天之骄子”大学生呢?
倾其所有的家庭希望落空
“四年来我都非常努力,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形势却是这样的。”袁峰抱怨说。袁的抱怨听起来很动人——这个来自甘肃天水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本期望能够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以补贴大学带给这个家庭的巨大亏空。
袁的父母,是中国偏远的西部省份甘肃省天水市一家国营老厂的职工,母亲早在1993年就下了岗,父母每人每月160元工资,这点钱要维持这个家庭日常必要的开支已非常困难,现在还负担了他们的儿子四年来日益高涨的大学费用。
“我上大学一共花费了将近35000元,不但耗尽了全家多年来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的钱。”袁峰一脸沮丧地说。
而就在四年前,这个家庭还在为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感到荣耀。在整个中国,当年共有52万个家庭在首次大规模扩招中受益,许多父母相信,他们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摆脱贫困地域,或是农业人口的身份限制,向着大城市里的新生活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在国家不再包揽培养大学生的费用后,上大学已成为一种个人投资。据原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钉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七至八万元,其中国家分担了约1/3。
被迫推迟的就业,无疑会影响这些家庭的预期回报。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贫寒家庭来说,它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很多家庭供子女读书可以说倾其所有。
或许是急于收回教育投资的考虑,袁峰曾经放弃了一家小电脑公司同意其担任销售代表的工作机会。
“这个职位技术含量太低,薪水也非常微薄。”性格有些内向的袁峰表示,他最想从事的工作是计算机编程,“这和我所学的知识相符,薪金也相对较高。”
但是,IT业在经历了连续的不景气之后,已经很少有公司会把机会交给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告别了相伴多年的学友,剩下的日子就要自己面对。虽然出身西部,但袁峰并不想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去。“我需要赶快找到工作,赚回我的生活费和偿还家里的欠款。”
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高知识人群就业危机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院的岑狄辉在6月底刚刚毕业,就匆匆赶到了北京,自费参加了一个MBA的培训班。这个持续两年的培训班价格不菲,“但我觉得值得,”岑说,“这给了我一个改变自身专业的机会。”
继续读书,是很多学生选择推迟就业的一种方式。
岑狄辉还在为找到离学习地点较近的房子而发愁,而其同班同学周一超却在浙江的看守所里焦急地等待着法院的判决。
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于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
此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我也签字了,”岑狄辉说,“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希望法院能给他一次机会。”
岑狄辉介绍说,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他一上大学,就决定毕业后要报考公务员,为此放弃了考研和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机会。
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据浙江省教育厅的一项统计,该省当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和研究生达到9.6万人,比去年增长了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
周一超的出轨,肯定只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关心大学生前途的专家们却提醒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失业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忽视。
“高知识人群的就业危机,不但会引起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影响到人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群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在步入社会的关键时刻连续遭受打击,不但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敌视,还可能做出许多过激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警告说。
“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否则后果极其严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也表达了很多人的担忧。(应要求,部分毕业生使用化名)
机构调查:谁抢走了大学生的饭碗
扩招、SARS之祸、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社会和关系因素、用人单位的想法等被认为是引发这场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本刊记者/胡奎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
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就此问题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对2000位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授权中国《新闻周刊》独家披露。
此次被访者中,应届毕业生占60%;家长占20%;社会公众占15%;企业管理人员占5%。
调查显示,截至6月20日,研究生的签约率为80%左右,本科生的签约率为60%左右,专科(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另一个数据是,在已找到工作的100多万学生当中,只有13%对他们即将得到的岗位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调查发现,扩招(72%)、SARS之祸(68%)、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63%)、社会和关系因素(58%)、用人单位的想法(48%)被认为是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就业高压冲击下,大学生们的择业观念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引发难题的五大因素
——扩招的短期影响
中国用短短4年的时间,使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达到了原定于2008年才能实现的15%,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界的一大壮举,对于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有巨大的意义。但72%的被访者认为,在入学率增长的同时,中国就业市场的培育和结构调整并不同步,就业岗位的增长赶不上高校入学率的增长,使大学生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不仅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放大,客观上引发了第一个毕业高峰年的就业难题。
——SARS的直接冲击
肆虐全国达数月的SRAS疫情,对毕业生就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68%的被访者将此作为首选因素。一般来说,四五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签约的高峰期,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从4月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地区,大型供需见面会都纷纷被取消,多数用人单位也暂时取消了招聘计划,用人信息减少,毕业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教育与就业市场不协调
63%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相当不协调。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而人才的有效需求却增长缓慢或持平,其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培养模式不尽合理。例如,去年广州63%的职位空缺集中在电脑、英语、财会等12个专业学系,而建筑、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等人才已经饱和。
——社会和关系因素造成壁垒
一些制度及非制度的社会关系因素,成了许多大学生择业时绕不开的绊脚石。坚硬的户口制度依然是2003年许多毕业生心口的痛。当他们满怀着憧憬准备离开学校奔赴社会舞台时,许多人才切身感受到,穿越户口那层薄纸竟是如此之难。
“非本市户口免谈”的经历,让56%的被访者身心俱疲。71%的被访者表示,在户口问题上有压力。这其中女生占了52%,她们认识到,户口不仅在就业问题上,还在诸如婚姻、生育方面对她们有较大影响。有些财会专业的毕业生抱怨说,由于没有“本市户口”,使他们与许多好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只好另找出路。
激烈的就业竞争,也使许多年轻的毕业生们感受到社会关系的无处不在。在回答能力与关系对就业的影响哪个更重要时,选择后者的学生和家长占53%。24%的毕业生表示——他们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关系。
——薪金:期望与实际相差一倍
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在一些问题上的想法差距较大。调查显示,67%的企业担心以独生子女为主的毕业生们缺乏踏实与实干精神,52%的企业认为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较差,自我中心主义严重。
但大学生们显然对此不服气,他们中71%的人认为自己是能够吃苦耐劳的,76%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够与团队共进退。
双方更严重的差距体现在薪资待遇方面,这可能大大伤害了毕业生们的自信心。61%的企业认为毕业生的薪金要求较高,不切合实际,用这些钱完全可以招聘到一个经验丰富的人;而79%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薪金要求是合适的,与他们的学历、能力相吻合。
例如,在广东,67%的用人单位认为专科生的合理薪金为每月1000元至2000元,更有26%的单位将这一数字定在1000元以下,但过半数的专科毕业生却认为自己的薪金应在2000~4000元。此外,硕士生的期望薪值看上去也普遍过高:25%的用人单位将硕士生的月薪定在3000元以下,但几乎没有学生对此表示认同;38%的单位将硕士生月薪定在3000~4000元间,但认同这一数字的学生则只有14%;另有50%以上的硕士生提出理想薪金为5000元以上,但愿意出这一价钱的单位也只有14%。
毕业生心态:就业第一择业靠后
是先就业还是先择业?在以往的调查中,许多天之骄子们会不经考虑地表示要先择业。但在今年,继续持有这一心态的人只有1/4,多达63%的人选择了先就业。这显示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学生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4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29%的大学生还表示,愿意到中小城市或西部地区去发展。
大学生们在毕业后的走向,呈现出多样化、自主化特点。就业的多样化表现在就业渠道、就业形式、就业过程这几个方面。
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在平稳上升。
考研族仍在大幅增加,毕业后一两年内考研的人数急剧上升,而读研后选择继续深造的,占到考研总人数的50%以上。统计表明,今年全国考研人数达到46万,其中在职考研人数达到26万多人,第一次超过了应届大学生报名人数。法律、MBA、MPA等将成为继续深造的热点专业。
面对就业难的现实,27%的大学生还准备选择自主创业或自由职业。调查显示,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前几年统计只占学生的2%~3%,估计未来将占到5%~10%。
但更多的被访者对此持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他们表示,自主创业虽然是件好事,但自主创业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足够的能力和实干精神以及财力支持,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也不一定人人在二三十岁都能成为张朝阳和丁磊。
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坏事
“就业难还会持续多久?”对于这一问题,9%的被访者预测会持续1年;41%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2~3年;32%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3~5年;18%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5年以上。许多被访者表示,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会改变就业难的问题。
调查中,59%的被访者相当理性地表示,目前这种就业难的状况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社会在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72%的被访者甚至认为,现在的就业难不是一件坏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它是一件好事,就像不久前爆发的SARS危机,让人们发现了中国医疗体制方面的问题一样,大学生就业难也会促使人们发现中国教育体制和就业市场衔接的问题,会给有关部门以警示,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整体而言,虽然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前所未有,但仍有51%的被访者对于今后几年的就业形势表示有信心,只有38%的被访者持忧虑的态度。这显示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中国社会调查所李冬民所长指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一番,今后5至10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年至少要保持7%的增长速度,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提供80至100万个就业岗位。另外加入WTO、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都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作为13亿人口中的精英分子,大学生们的潜在就业空间仍然巨大。
“天之骄子”为何成为社会就业负担?
中国所有的学院都急于成为大学,所有大学都恨不得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所有的学生一进校门就被要求成为综合性的人才。这不仅使许多“胸无大志”的青少年丧失了成长的快乐,也导致了所谓“文凭浪费”的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胡奎
大学生就业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
“要认真抓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国务院召开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说。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11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
100多万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遭到人才市场的冷遇,并陷入为了饭碗而抢破头的境地,在多年来为人才缺乏感到苦恼的中国,这个事实看上去有些令人眼花缭乱。
中国大学生真的多了吗?曾经的天之骄子们真的成为社会的就业负担了吗?
1万名“大学生警察”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公安部门是国务院号召的积极响应者。据官方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将从今年高校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中考试录用1万名警察,以弥补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和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此次招警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法学、信息通信、交通工程、物理、化学等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此外,中国公安部门还表示,金融、计算机、法医等专业人才也是他们所急需的,他们甚至考虑“也可以吸收少量大专毕业生”。
在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面前,公安部门的这个举动颇有雪中送炭的意味,也显示出中国行动系统强大的动员力量。
事实的情况是,中国警察队伍构成以往主要以警察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一些地方警察队伍甚至以初高中文化为主,文化水平的普遍较低,成为警察队伍整体素质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呼吁,公安部门要根本改变形象,必须使大学生人才占到足够的比例。但是,一些地方警察机关为了节省经费,甚至宁愿招募文化水平可能更加低下的保安人员,来顶替正规的警察员额,而不愿向大学生人才主动敞开大门。
另一方面,之前不愁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也大都不情愿进入警察队伍。
这种潜在的人才需求差距,在中国的行政和社会系统还有多少呢?——问题不言而喻:许多部门的“人才饥饿”,被各种有形无形的屏障掩盖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指出,今天中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在面临职能转变,管理手段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式将日益现代化,亟需大量的各种专业的大学生人才的进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来自这些部门的就业召唤。他们需要发现,今天的警务人员绝不只是提供交通和治安管理服务那么简单。
中国大学生并不过剩
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的统计数字,到2002年底,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已经达到1600万人(本科生719万人),比1998年提高了1.7倍之多。单从在校生的绝对数量看,中国已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
与中国相比,美国在1969年到1997年的27年时间内,高等教育的总规模才增长了79%,达到近150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只用4年的时间就走过了美国27年历程,堪称壮举。
但四年后的这场就业危机,使得一些人开始公开批评高等教育的这次“大跃进”
根据教育部2001年的估算,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
今年迄今为止才50%的签约率表明,大学生就业难题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但专家们的看法是,问题可能被夸大了,就业危机不是扩招惹的祸。
蔡指出,与13亿的人口基数相比,大学生数量绝对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因此,高校教育仍需要继续扩大。
相同的观点来自中央教科所战略室主任蒋国华,“美国2亿7千万人口,拥有大学逾4000所。按此比例和规模,中国需要办20,000所大学;若按韩国目前高等教育的规模水平,中国也要办近10,000所大学。”
“中国现在才1000多所普通高校,即使算上成人和民办高校,也不过3000多所,怎么能说多呢?”蒋国华说,中国即使在未来10年、15年内,大学在校生达到3000万人也不为多。
问题是:既然大学生数量从总体上还是缺乏的,为什么又会出现今年这样百万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
凭什么要优待大学生?
拥有知识和能力优势的大学生们,在中国仍被当作特殊群体。
SARS疫情带给中国的就业冲击是显着的。但,相对于数百万同样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来说,大学生们享受到的就业关注和政策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超国民待遇”——中国财政部7月4日发出通知称,2003年应届大学生从事个体经营的,一年内可以免交行政事业性收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联合启动了针对2003年高职毕业生的培训工程,服务对象锁定为尚未找到工作的贫困家庭和农村毕业生。
南京市提出了对贫困大学生实行按专业对口或接近的原则,进行指令性计划分配的措施。甘肃省也提出了对救助贫困大学生就业的一系列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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