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在芝加哥参加中美省州旅游局长会，有两个画面至今难忘。

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宣言承诺“要在结构改革上做出显著成效”。2010年首尔峰会将结构改革作为独立议题讨论形成多方面承诺，近年G20对结构性改革重视程度提升并做出一些努力，然而整体改革进程与成效不如预期。

中国把结构性改革作为G20财金渠道重要议程。2月26日中国财政部、IMF、OECD在上海召开“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推动G20各方就结构性改革加强交流和凝聚共识。据财政部长楼继伟介绍，G20各方首次就结构性改革议程进行“顶层设计”。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优先领域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促进财政改革等方面，每个领域下包括若干项指导原则。同时制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在内的12个指标，涵盖了大多数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

G20各国同意根据指标体系每两年就改革的进展进行一次评估。中国在危机后较早认识到超常刺激措施难以持续因而较早实施退出政策。com，做酒店谈谈精品、民宿，说说情怀，搞投资说几个云里雾里的概念和旅游市场数据，就能够引来观者无数。

现在回过头看，那并不是旅游创业创新的黄金期，充其量不过市场导入初期的集体狂欢罢了。如今，从北上广深到二三线城市，从商界领袖到初入职场的青年人，从资本、 技术到业态、到产品和服务，创业创新已经从文件、会议和媒体讨论的概念成为无所不在的商业实践。与过去五年相比，这一轮的创业创新更为理性，资本开始按照内在的逻辑去寻找它在技术和商业上的志同道合者。事实上，那些基于R&D（研究开发），拥有IP（知识产权）的项目从来都是风口上的，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吸引资本和商业要素的风口。

在互联网+旅游、社区化O2O、旅游+VR、可穿戴设备和基于公有云的大数据计算等领域，我们看到以新一代旅游创业项目正在受到资本的追捧。从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大历史观来看，并购重组、技术创新和数据驱动型成长正在成为包括旅游在内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随着这些新战略的遂行和扩张，不要自己吆喝，社会各界都会承认旅游属于现代服务业的范畴。只有以把情怀和逻辑可丁可卯结合在一起，中国旅游人才能真正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关键的作用。我将见证与分享：旅业传媒等新媒体，以国际媒体的视野和专业能力服务实体经济，自觉承担起民间智库建设的责任，既要为商业创新鼓与呼，又要积极传递主流价 值观，推动当代旅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随着大众旅游和“双创”拉动，一批基于互联网和文化创意的新型传媒公司已经成长起来了，并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 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旅游报、中国旅游网等政府背景的传统平台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局面。

除了资讯传播，举办会议、展览、路演和专业活动也是重要的业务范畴。这些公司正在走出早期的会务外包和简单的聚人脉、拉赞助的阶段，开始涉足媒体平台矩阵、会议IP、数据库建设、话题设置、战略引领等领域。专业媒体多了，是好事。这么大的产业，数千万的从业人员，得有人去肯定他们的努力，发现他们的价值。

希望媒体的朋友们不再只是盯着项目、价格和公关稿，雇人刷刷阅读量、点个赞什么的，而在专业范儿、国际范儿方面努力再努力。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旅游产业完全有可能诞生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专业 传媒机构。

你们可以在面向旅游市场的C端比肩《孤独的星球》、《米其林指南》，在面向旅游企业的B端对标《福布斯》、《经济学人》、《哈佛商业评论》，在面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的G端可以出布鲁金斯、兰德和政经塾那样的专题报告，可以举办达沃斯那样的高端论坛。希望各位投资者和企业家高度关注和支持旅业传媒和 民间智库的发展，在重视资本、技术和市场等硬实力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产媒合作，培育旅业思想软实力。

只有造就一批具有社会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平台， 我们的事业才能够不断地从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 责任编辑：刘国良作者丁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去年底，笔者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的“现代政府管理与智库建设培训班”赴英国进行了为期2周的访问。期间考察了英国多家知名智库，对英国智库的发展状况、类型、运行模式以及影响机制加深了理解，并由之对如何建设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出了借鉴意见。英国智库历史悠久，发展成熟，在西方智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仅次于美国。

其运行特点鲜明：1、规模小而精悍，运行模式灵活。英国智库传统上保持着相对“小而灵”的特点，多数在5-50人的规模。

但另一方面，英国智库都有着“小核心、大外围”的特点，外围一是来自各智库的会员。外围二是英国智库与政府部门、大学及科研机构、以及咨询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承担项目与外部专家形成松散灵活的合作模式。

2、定位比较明确，专业领域突出。英国智库大多有着极其明确的发展定位，长期专注于某些领域的研究并持续扩大其影响，在很多方面站到了世界智库的最前端。

3、经费来源多样，相对独立性强。充裕的经费是智库得以发展的前提，但为保持其在公众面前的独立性，著名智库一般都非常重视经费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在英国，智库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一是会员费。二是个人或慈善机构捐助。

五是通过智库出版物或举办培训论坛活动获取一定资金。4、人员注重实效，形成良性交流。

英国智库对于其研究人员有着较高的素质要求，学历并不是其唯一的决定因素。一般要求其研究者具有多项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综合的战略眼光以及必备的创新能力。

其来源也不限于高校和研究机构，并包括政府、政党、新闻界和企业等。这决定着智库与它们有着良好的人才流动关系，并由此保持智库的新鲜活力。

智库的使命不在于纯学术问题探讨或学科建设，而是提出政策建议并试图影响决策，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则说明该智库是具有政策影响力的，这一点在英国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传统的行政官僚体系、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党附属研究部门对突发性问题应对无力，政府逐渐倚重智库作为决策新思维的重要源头，智库因而成为英国一种特殊类型的压力集团。1、英国智库影响力与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倾向特征有一定关系。思想倾向性是英国智库最重要的一个分类依据，据此可分为左翼倾向智库、右翼倾向智库和思想倾向中智库。

相对于规模较大的传统专业智库，一些新兴智库为吸引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注意，在选择意识形态立场上表现得更为激进。而政党在执政或选择竞选策略时也更容易受到与自己政治立场相近的智库的影响。

英国特定的政治制度是造成智库依附政党的主要原因，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局面为智库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土壤，与政党建立有效的联系渠道成为智库实现影响力的理性选择。2、英国智库成为促进政治范式转变的有力推手。

英国智库与利益集团、政见社团、政党和决策精英一起，共同推动英国政府实现了三阶段的决策范式转变，即从1960年代的福利主义导向转变为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导向。像ASI、经济事务研究所（IEA）和政策研究中心（CPS）与保守党关系密切，主张回归经济自由主义和“小政府”，为撒切尔政府的执政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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